谢孔遵席后堂画山水图

　　这首诗本为送李判官入京，却先从自己从长安入安西着笔。“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说自己在天宝八年（749年）受高仙芝之聘，不远万里，从长安来到安西。安西，在唐代是一个十分遥远、荒凉的所在，不少人视为畏途，而诗人为实现一身报国志心甘情愿地前往这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在“一身”与“万里”的悬殊中，表现出作者惊人而又超人的胆魄和勇气；同时，“一身”也包含离别家乡亲人之意，为下文写乡愁埋下伏笔。“从”、“向”二字的连用，又表现出作者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气概。两句起得十分有力，着墨不多，但却内涵丰富而又形象鲜明，为下面具体描写安西情形作了自然的导引。中间两联，是全诗的重点，作者着重写了来安西途中的所见所感。颔联“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写星夜兼程赶路的情形。在长安与家人见惯了的一轮明月，此时却独挂在沙漠上，显得有几分愁惨，仿佛在对人垂泪一样。这里不说自己因对月思乡而垂泪，却反说明月对己垂泪。而自己的思乡之念，已形象地见于言外。这也是将明月拟人化，赋予无生命的月亮以活泼的人格，给在沙漠上行进的孤身一人作陪衬，使得天上地下的景物融成一片，遥相对应，别有情致。在夜中行进，松软的沙子使坐骑格外吃力，“费马蹄”三字，既指对马蹄的磨损，更有沙软难行之意，足见行进的艰难，但作者仍然奋进不息。接着，颔联一方面承接颈联，继续写行进，同时又一转，从夜间过渡到白天：“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这一联景象十分逼真、壮阔。上句用张骞出使西域寻找黄河源头的典故，意喻简直要走到天地的尽头；通过沙漠时，觉得天也格外低矮了。这里面，既有对旅途艰辛的描写，但更多的却是从一个刚从内地来到西北边陲的人的眼中，以惊愕的神情，来描写那未曾见过的新奇而壮阔无比的景象，其中饱和着作者对新鲜生活的追求和对边疆的热爱，充满着由衷的激情。

　　通过这样的层层转接，对万里西行的铺叙、描写，最后终于写到了给李判官送行，“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这最后的送行绝没有悲切之语，而是在军帐中与李判官痛饮，使临行前的聚会，充满着振奋人心的豪壮气概。诗人也没有写旅途珍重之语，因为此诗前三联已经叙述了自己西行时的种种情形，而李判官的东归，也是顺着这一条路线，在上面的描写中已经暗含旅途艰难、须多保重之意，这里无须再作赘语了。诗人此时更多的想到了自己远在长安的家人。他万里西行之后，那久已蕴蓄于心的深切乡思，此时一经李判官返京的触发，如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遏止，于是就趁痛饮酒酣之时，在军帐中作书，将心中的万语千言写出，托李判官带回长安家中。“家书醉里题”，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在醉中仍然没有忘记家乡和亲人，足见乡思之切、之深；另一方面也极为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在醺然中挥毫疾书、下笔不能自休的情景。一股豪气充满军帐，融注在全诗的字句中，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

　　全诗气魄沉雄，在远行的豪情中有思乡的清泪，在艰辛的磨难中又表现出勇猛奋进的精神。且都是通过对安西的新奇而特有景物的描写，曲折表现出来的。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