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达楼

　　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篇精彩的讽刺小品。孟子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

　　男主角“齐人”，分明是当时社会上一个为追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的缩影。他自欺欺人，做着连自己妻妾也被欺骗隐瞒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却装出一副骄傲自满的神气。虽只寥寥几笔，但他的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了。

　　但在具体分析本文之前，我想提个问题。即在《孟子》七篇中，每一章都有“孟子曰”字样，说明全书是孟轲的门徒及其后辈们追记下来的。惟独这一章偏偏没有“孟子曰”这三个字。因此近人高步瀛在《孟子文法读本》中认为，这一章应与它的前一章相连，不宜分成两截。我是同意高先生这一看法的，理由详下。现在先把它的前一章抄在下面：

　　储子曰：“王使人（jiàn，窥视）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正因为齐宣王派人对孟轲窥伺盯梢，才引起孟子讲出了“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如把两章连到一起，自然不存在惟独这一章没有“孟子曰”字样的疑问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文章修辞的角度来看。《孟子》书中用“”字的地方只有这两处，而这两段文字又恰好彼此衔接；如果孟子不是用齐人之妻的“良人之所之”来与储子说的“王使人夫子”相呼应，而是分成全无关涉的两章，那么这两个“”字的出现也未免太凑巧了。但上述两点还不是两章书应合为一章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探究。

　　故事的叙述部分没有什么有意突出的笔墨，作者态度的冷静客观有点像契诃夫在写短篇。但文章却是由浅入深，由先果而后因（即先写现象后点出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的手法，层层揭示出“齐人”龌龊的灵魂，剥去他虚伪的外衣。从“齐人”口头上的吹牛（“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引起了“其妻”的疑心，用“未尝有显者来”点出可疑的症结所在。接着笔锋却从其妻“”的角度由侧面往深处揭露：“遍国中无与立谈者”，是说这个自吹自擂的家伙连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一个搭理他的，可见“尽富贵也”的话是纯属吹牛；然后写他“卒之东郭墦间”，跑到墓地上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奇怪，使读者也急于看到下文；最后谜底揭晓，原来他不过是个乞丐，而且是个死皮赖脸的痞子，“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抽蕉剥茧的手法还不够，更在下面一段的末尾补上一句“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写“齐人”的厚颜无耻不但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表露在神态上和精神状态中，此之谓“颊上添毫”。这种形象刻画真是跃然纸上了。

　　读这篇文章，我以为应注意以下四点。第一，要注意其文章的繁与简的处理。如写“良人出”至“尽富贵也”一节，竟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这主要是为了突出写这一现象。特别是第二次写时加上了一句“而未尝有显者来”，这就点出了可疑的关键，为下文的“”做好了铺垫。同时，这一重复是为了与后文对照，相反而又相成。“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与“尽富贵也”恰好相反，而“餍酒肉而后反”则又与“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相成。前面的重复正是为了使下文反跌时更有力。而当其妻“告其妾”时，却没有把她所“”的全部过程重说一遍，只用了“今若此”三字，好像把话说到半截便咽了回去。这个“此”字竟包括了从“蚤起”以下44字描写的内容，真是简到不能再简。这是因为前面的笔墨已写得淋漓尽致，精彩的镜头如再度出现就反而乏味了；何况其妻的内心感情之复杂绝非重述其所见的种种丑恶现象所能尽，反不如只说半句话更为含蓄有力。即在下文，也只用了一个“讪”和一个“泣”字也已足够，至于“讪”什么和为什么“泣”，都无须细表了。可见作者对文章的繁与简确用过一番心思。

　　第二，有人会问，这个“齐人”穷得讨饭，怎么还有“一妻一妾”？我以为，“妾”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为了主题突出和情节安排的需要。比如妻发现了疑点，便对妾倾诉自己的心事；盯梢回来，把所“”的结果又告诉了妾；妻妾二人互讪互泣，显然比一个女人的自怨自艾效果更突出。没有“妾”，“妻”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较大限制，故事的讽刺力量也会大大削弱。比如只说“骄其妻”，就远不如说“骄其妻妾”显得传神尽态。

　　第三，“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一句是说故事者的解释之词呢，还是“齐人”之妻说出来的话？这有点类似于鲁迅《孔乙己》中的一段文字：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对这几句话，过去曾有过争论，有人说是作者站出来说话，有人则以为应该是酒店小伙计说的。其实这是作者在替作品中的主人公表达他内心的独白。这儿的“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也正是“齐人”之妻在恍然大悟后的一句内心独白，由说故事的人代她表达出来罢了。

　　第四，要注意本篇中“而”字的用法。这篇文章里的“而”字有两种用法。一种起连接作用，即“而”字的前后两部分是并列的，如“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的“而”，乃是连接“不羞”和“不相泣”这两个并列成分的，意思说她们是既羞又泣，不羞不泣的是太少见了。另一种则起转折作用，使文章显得透辟有力。如“而未尝有显者来”“而良人未之知也”两句，要是没有这两个“而”字，便缺乏唤醒和点破的作用，文章也就没有波澜而软弱无力了。这两种“而”字的用法必须分清，而后一种对我们用现代汉语写文章也是可以借鉴的。

　　最末一段是作者对故事的总结性的断语。它只对“齐人”做了批判，却没有照应前面回答储子的话。这正是被后人把一章书误分为两章的原因，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步瀛先生的看法，所持的理由也正在这里。其实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写法，本不要求再回到原来的论题上去。因为只要一照应前文，就会成为对齐王的谩骂，对自己的表扬，并把全篇讽刺的意义大大削弱。读者请分析一下：“”本身并非光明磊落的行动，“”人则更属非礼。一个人之所以要被人“”，想必他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内挟阴私，就是外充伪善。齐宣王以王者之尊，竟派人去“”孟子，孟子当然很有反感，所以一上来就用“何以异于人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但如果从修养、学问、见识、阅历来看，作为学者的孟轲，当然有“异于人”之处。但这种“异于人”的地方是不怕被人“”的，问题乃在于根本不应该派人去“”。所以孟子提出了“尧舜”来同自己相比，意思是说尧舜也不过同平常人一样，何况我孟轲!尧舜是古之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可见孟子用来自拟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下面却讲了一个十分猥琐的故事。意思说，只有龌龊小人才阳一套阴一套，才有被“”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说，只有一个人被怀疑自己是否伪君子时，别人才想到去“”他。“齐人”的故事一方面对那些追求“富贵利达”的龌龊小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一方面也正是为了孟子自我表白：我不求富贵利达，自然不会做自欺欺人瞒心昧己的丑事，当然无须装成一副伪善者的面孔做给人看。这正是孟轲从反面证明自己是光明磊落的。因此对于前面的话，也就用不着再回过头去照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