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竹枝词（三首）

　　王勃的这首诗，虽是拟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创新，代表着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风气。

　　诗写一位采莲女子怀念征夫的感情。诗人选择了傍晚同分采莲归来的特定背景来打写。一开始，诗即写女子采莲归来、绿水荡漾，沾湿了她的衣裳，又杂和着荷花的清香。这是女子经过一番采莲劳动的形象。这时，秋风吹起浪涛，野鸭和大雁受惊而高飞，也触动了采莲女的内心情感。这句写景有“兴”的意味。下面四句，接写这位年青漂亮，服饰华丽的女子，轻轻地摇着精美的画舫随波而下，极目眺望无边无际覆盖着绿叶的岛屿和开放着荷花的水潭，耳中听着远处传来的江上渔歌、吴越小曲。这些所见所闻，都惹起了她的相思苦恨，“相思”二字就是全诗的旨意。接着又用四句点明相思的由来，是因为岁月流逝，而出塞的征夫至今尚未归来，思妇在水上采莲，消磨时光，感到孤独寂寞；现在到了傍晚时分，她独自归来。触景生情，因而心中产生了思远的情怀。“今已暮”三宇，呼应首句的“归”字，表明这首诗所写的是采莲女子日暮归来时的相思之情。继而诗又探入一层，写思妇的品质。尽管傍晚采莲归来，独宿空床的生活令人难以煎熬，但采莲女还是忠贞于她们的爱情，坚持自已的操守，“那必尽娼家”，用反问句式，谓女子并没有都沦落为娼女，意即她自己决不会因为亲人远戍而变心。不仅不会变心，相反，比别人还要坚定。“官道”二句以疑问的口气，将采莲女和采桑女加以比较对照，认为前者比后者在爱情上更加忠诚，这其实是诗中思妇的自我表白。“城南把桑”系用汉乐府典故，《陌上桑》里的女子罗敷，是一个忠实于爱精的典型形象。此诗里的采莲女自云对丈夫的感情超过罗敷，可见，她对爱情是多么执着。

　　从“莲花复莲花”到“还羞北海雁书迟”，主要是咏物写人，抒发思妇的离愁别恨。江上莲花朵朵，莲叶田田，花叶纷披，十分稠密。荷叶的翠绿色，比不上女于的禅娟蛾眉；鲜红娇艳的荷花，也只能差可与女子红润的脸庞相比美。这几句由纯为写物转到以物比人，着重突出女子的年青貌美，从而唤起她的离恨。“佳人不在兹，帐望别离时。”尽管江上环境很优美，自己也是韶华容颜，但因为征夫远在塞外，她惆怅地遥望那别离的地方，回忆当初难分难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悲作之感，转而咏物。“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牵动荷花，喜爱它们并蒂开放；折断莲藕，喜爱它们丝丝相连的缠绵形象。这两句寓情于物，借白藕的丝丝相连，荷花的同根并蒂，表达思妇征夫的柔情蜜意。今天，当日的两情依依己经无处可以寻找了。虽然物态还如同过去一样，但在思妇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片生长得很茂盛的荷花荷叶而已，想到这里，不禁无限伤情。自己为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到头来则长期为离愁别恨所折磨。“西津交佩解”，用晋葛洪《神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江边遇到两位神女，十分爱慕她们，神女解下玉佩以相赠的故事。这句意谓采莲女过去曾与征夫以身相许，而毫无悔恨。“北海雁书”，用汉班固《汉书·李广苏武传》中苏武北海牧羊，雁足传书的典故。此句则谓征夫在边塞上，久无书信，不免使女子产生担心和怀疑。这种忆昔伤今之情，归结到底，表现了采莲女深沉的相思情怀。这一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反反复复地交错写来，对于女子的“相思苦”确实写得很深刻，富有感染力。

　　从“采莲歌有节”到篇末，诗情再作转换和深化。本来，采莲女己经在日暮时分归来了，这里则写她夜间又到江上采莲。她一边采莲，一边有节奏地唱着采莲曲。夜间江上的景象和白天大不一样。傍晚，吹起了秋风，此时更是凉风萧瑟。高远的天空里，一轮明月伴随着采莲女来往徘徊，清淡的光辉照耀着江水，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冷月，传达出了采莲女深沉的枨触，再一次表达了她的“相思苦”的情怀。这里完全是寓情于景，没有从正面写情语。它与上文写其“采莲归”来时的情感，对照起来加以体会，颇得详略映衬之妙。采莲女在江上来往采莲，遇到了其他夜间出来采莲的吴娃越女，她们都打扮得很娇艳美丽。姐妹们相见，互致问候，都探问从这条寒江到达征夫所在的关山千里的边塞，究竟是山儿重，水几重。可见，饱受着别离的煎熬、相思的苦恨的女子，不是一个采莲女，而是许许多多日夜辛勤劳动的采莲妇女。这就在前文写采莲女“相思苦”的基础上，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将征夫思妇的普通题材，提高升华为一个富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主题，写得非常深刻，是十分可贵的。

　　梁、陈以来，《采莲曲》是诗人常用的乐府旧题，大多或摹写水容物态，或描绘采莲女的容貌服饰。特别是在风格上，他们的作品比较浮艳绮靡。王勃的这首诗，虽然抒情主人公同样是采莲女，自然景物的描绘乃至遣词造语，也都明显地受到南朝诗人的影响，但所塑造的伤离恨别，刻骨相思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思妇征夫的主题揭示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则是南朝诗人所无法相比的。王勃在理论上对六朝余风深致不满，而在创作实践上又未能摆脱其影响。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唐诗歌从六朝余风向唐诗刚健爽朗的风格变化发展的轨迹。

　　王勃以前的诗人拟写此题，都是五言短章，此诗则运用七言，篇幅也比较宏大，表现出初唐七古崇尚铺陈赋写的一般倾向。不过，此诗在“四杰体”七古中抒情性较强，很注意将人物的感情寄寓在客观景物的描写刻画之中，具有强烈抒情效果。诗以七言为基本句式，大量运用五言句，又灵活地参用“三五七”、“三三七”句式，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结体方式，也加强了诗的抒情性。诗中多用蝉联和复沓的形式，更使诗流转圆美，情韵婉扬。诗中“采莲”、“莲叶”、“莲花”、“花”、“叶”等字词多次出现，造成重迭复沓的形式，显然具有南朝民歌《西洲曲》的风味。并且重迭复沓的形式还往往与蝉联方式交织运用，节奏铿锵，音韵和婉。总之，虽然此诗具有叙事诗的骨髓，但它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乃在于抒情。此诗中几个主要表现方法，都对加强其抒情性具有很大的作用。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贰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贰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