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鄞县鲍秀才

　　以“官仓老鼠大如斗”著称的曹邺，如果生于现代，很可能是个优秀的杂文家。他的诗从民间歌谣吸取营养，美刺比兴。此诗从表面看，似是汉乐府《城中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仿作，但两者只有形式的似点。

　　《城中谣》是顺向推导，把同类现象从外部加倍放大，产生正比的讽谕效果；《捕渔谣》则为逆向反讽，突出相反事物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城中谣》批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竞尚效仿的奢靡风气，矛头向下；《捕渔谣》则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天子”，揭露社会祸乱所由因。《城中谣》富于喜剧色彩；《捕渔谣》则充满悲剧意味。在封建社会，作为“大中进士，官祠部中，洋州刺史”的曹邺，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可说是石破天惊了。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