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

朝代:两汉 作者:司马迁
<p>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p><p>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p>

译文

<p>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p><p>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p><div><p>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p><p>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p></div>

赏析

<p>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p><p>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p><p>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p><p>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p><p>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p>

作者生平

<p><strong>早年经历<br></strong>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p>
<p>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p>
<p><strong>学游天下<br></strong>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p>
<p><strong>回朝为官<br></strong>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p>
<p>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p>
<p><strong>父授遗命<br></strong>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湖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p>
<p>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p>
<p><strong>私淑古今贤<br></strong>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p>
<p>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amp;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p>
<p><strong>讨论改历<br></strong>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p>
<p><strong>遭受腐刑<br></strong>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p>
<p>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p>
<p><strong>史记得传<br></strong>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p>

司马迁其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