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在滁州的西南面，一泓泉水的旁边，欧阳公任知州的第二年，建造了一个名叫“丰乐”的亭子，并亲自作记，以表明这个名称的由来。不久以后，又在丰乐亭的东面几百步，找到一个山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叫“醒心”的亭子，让我作记。</p><p>　　每逢欧阳公与州里的宾客们到这里游览，就肯定要到丰乐亭喝酒。有时喝醉了，就一定要登上醒心亭眺望。那里群山环抱、云雾相生、旷野无垠、草木茂盛、泉水嘉美，所见到的美景使人眼花缭乱，所听到的泉声使人为之一振。于是心胸顿觉清爽、洒脱而酒醒，更想久留而不返回了。所以就根据这个缘故给亭命名为“醒心亭”，是取自韩退之的《北湖》诗。啊，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在山水之间寻找快乐，又用所见到的美景来给它命名吧，这就更有水平了。</p><p>　　尽管这样，我是能够说出欧阳公真正的快乐的。我们的皇帝在上悠然自得，无为清静；我们的百姓在下丰衣足食，心无不满；天下的学者都能成为良材；四方的少数民族以及鸟兽草木等生物都各得其宜。这才是欧阳公真正的快乐啊！一个山角落，一汪清泉水，哪里会是欧阳公的快乐所在呢？他只不过是在这里寄托他的感想啊！</p><p>　　像欧阳公这样的贤人，韩愈死后几百年才产生一个。今天和他同游的宾客还不知道欧阳公那样的贤人是很难遇到的。千百年后，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瞻仰他的遗迹，而想要见他的人，就会因没有与他同时代而感叹。到那时，才知道遇到欧阳公真难。如此说来，凡是现在与欧阳公同游的人，能不感到欢喜和幸运吗？而我曾巩又能够用这篇文章托名在欧阳公文章的后面，又能不欢喜和庆幸吗？</p><p>　　宋仁宗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p><div><p>参考资料：</p><p>1、段青峰注译．唐宋八大家文选：崇文书局，2014.08：第104-105页</p><p>2、堵军主编．知古明道·唐宋八大家之曾巩散文集：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9：第134页</p><p>3、毕庶春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曾巩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01月第1版：第19页</p></div>

<p>　　醒心亭：古亭名，在滁州西南丰乐亭东山上，欧阳修所建。滁州：宋州名，属淮南东路，今安徽省滁州市。涯：边际。欧阳公：即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作州：任知州。构：建筑。几：将近，接近。得：寻到。</p><p>　　即：到达。滋：生。嘉：美。洒然：不拘束的样子。即：猜想。所以然：可以造成这种醒心的效果。韩子退之：即韩愈，字退之。《北湖》：韩愈的诗歌作品。其实：这个地方真实的情景。</p><p>　　吾君：这里指宋仁宗。优游：悠闲自得的样子。无为：清静丽无所事事。给足：富裕，丰足。且良：泛指有才能。夷狄：泛指少数民族。夷：我国古代对东部各民崩的统称。狄：我国古代北部的一个民族。隅：角落。寄意：寄托自已的心意。</p><p>　　殁：死。始：才。托名：依托他人而扬名。</p><p></p>

<p>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p><p>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p><p>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p><p>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么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p>

<p>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八月十五日，曾巩随父北上，在赴京途中曾巩去滁州拜访了欧阳修，留连二十天。这篇记就是在滁州应欧阳修之请而作。

</p><div class="doc-tip"><p>参考资料：</p><p>1、郭预衡主编．曾巩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41页</p></div>

<p><strong>概述</strong><br>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br>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br>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br>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p>
<p>政事<br>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br>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br>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p>
<p><strong>考中进士<br></strong>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p>
<p><strong>编校书籍</strong><br>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br>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br>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p>
<p><strong>任职情况</strong><br>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br>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p>
<p><strong>告老还乡</strong><br>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br>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br>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