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女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如果把诗中的“伊人”认定为情人、恋人，那么，这首诗就是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怅心情。精神是可贵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结果是渺茫的，处境是可悲的。

　　然而这首诗最有价值意义、最令人共鸣的东西，不是抒情主人公的追求和失落，而是他所创造的“在水一方”可望难即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意境。好诗都能创造意境。意境是一种格局、一种结构，它具有含容一切具备相似格局、类同结构的异质事物的性能。“在水一方”的结构是：追寻者——河水——伊人。由于诗中的“伊人”没有具体所指，而河水的意义又在于阻隔，所以凡世间一切因受阻而难以达到的种种追求，都可以在这里发生同构共振和同情共鸣。

　　由此看来，不妨把《蒹葭》的诗意理解为一种象征，把“在水一方”看作是表达社会人生中一切可望难即情境的一个艺术范型。这里的“伊人”，可以是贤才、友人、情人，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甚至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这里的“河水”，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也可以是现实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其他任何障碍。只要有追求、有阻隔、有失落，就都是它的再现和表现天地。如此说来，古人把蒹葭解为劝人遵循周礼、招贤、怀人，今人把它视作爱情诗，乃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上古之人的水神祭祖仪式，恐怕都有一定道理，似不宜固执其一而否决其他，因为它们都包蕴在“在水一方”的象征意义之中。

　　自然，当我们处在与“在水一方”类似的境遇时，应当欣赏的是它的锐意追求，而不是它的悲观失望。这首诗以水、芦苇、霜、露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朦胧、清新又神秘的意境。早晨的薄雾笼罩着一切，晶莹的露珠已凝成冰霜。一位羞涩的少女缓缓而行。诗中水的意象正代表了女性，体现出女性的美，而薄薄的雾就像是少女蒙上的纱。她一会出现在水边，一会又出现在水之洲。寻找不到，急切而又无奈的心情正如蚂蚁爬一般痒，又如刀绞一般痛。就像我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感”，这种美感因距离变得朦胧，模糊，不清晰。主人公和伊人的身份、面目、空间位置都是模糊的，给人以雾里看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蒹葭、白露、伊人、秋水，越发显得难以捉摸，构成了一幅朦胧淡雅的水彩画。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的心境。诗每章的头两句都是以秋景起兴，引出正文。它既点明了季节与时间，又渲染了蒹苍露白的凄清气氛，烘托了人物怅惘的心情，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浑然一体，用作起兴的事物与所要描绘的对象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开头写秋天水边芦苇丛生的景象，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的主人公心中的那个“朦胧的爱”的境界。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蒹葭》这首诗就是把暮秋特有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浇铸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意境，正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体现。总之，《蒹葭》诗的丰富美感，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还是从创作的角度，颇值得我们重视和予以认真探讨。

　　《硕鼠》全诗三章，意思相同。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头，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并以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无食我黍（麦、苗）！”老鼠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借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十分恰当，也表现诗人对其愤恨之情。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剥削者贪得无厌而寡恩：“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诗中以“汝”、“我”对照：“我”多年养活“汝”，“汝”却不肯给“我”照顾，给予恩惠，甚至连一点安慰也没有，从中揭示了“汝”、“我”关系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汝”、“我”，都不是单个的人，应扩大为“你们”、“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提出的是谁养活谁的大问题。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既认识到“汝我”关系的对立，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

　　这首诗纯用比体，《诗经》中此类诗连同此篇只有三首，另外两首是《周南·螽斯》、《豳风·鸱鸮》。这三首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物拟人，但此篇稍有不同。另两篇可以看作寓言诗，通篇比喻，寓意全在咏物中。此篇以硕鼠喻剥削者虽与以鸱鸮喻恶人相同，但《鸱鸮》中后半仍以鸟控诉鸱鸮展开，寓意包含在整体形象中，理解易生分歧；而此篇后半则是人控诉鼠，寓意较直，喻体与喻指基本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诗序》认为老鼠“贪而畏人”，重敛者“蚕食于民……若大鼠也”，对寓意的理解与两千年后的今人非常相近，其理就在此。

　　词的上阙，起笔自然，虽然作者观察事物细致入微，但有几分凄凉：

　　偶尔轻坠而下的碧绿色梧桐叶，那吐着馥郁清香的桂花，还有水塘中微微凋谢的荷花。楼上的姑娘们，都正忙着在穿针引线，默默地乞求着织女能给自己以智慧和心灵手巧。远望高挂的明月，它那洒下的清辉，正如水一般清澈。

　　农历七月初七，是汉族传统的节日——七夕节，也称乞巧节。每逢这天的夜晚，相传是天上美丽善良的织女，要与勤劳勇敢的牛郎在鹊桥相会。

　　穿针人，指的既是天下女子，也包括了自己。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七夕的夜里，大凡世间的女子都会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唐朝诗人祖咏有《七夕》诗曰：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

　　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词的下阙，句奇意新，那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却隐藏了一个普通女子最为缜密的心思：

　　姑娘们小盒子里关着的蜘蛛，都已经开始在忙着结网了，唯独不见银河里的喜鹊忙着搭桥。此时的牛郎不肯耕田，织女也没有心思纺织了。他们远隔银河，相互守望。看来，今晚他俩要辜负几千年来人们心中向往的这么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传说了。每逢此际，人间是要经过一年的时间等待。而天上的牛郎织女，人家也不过，仅仅只是才过了一夜的相思罢了。

　　她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貌美才高，每天的强颜欢笑，逢场作戏，她就似一枝任人攀枝的柳。再说女人美丽的青春和男人所喜好的姿色，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如荷花般凄然凋零。

　　她也暗自说：只羡鸳鸯不羡仙。

　　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固然美好，可他们也有寂寞地守望在银河两端的时候。

　　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这分明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只不过，想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既真实又简单的爱情。

　　人间爱，天上恋，谁比谁更长久，谁又比谁更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