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鼎湖山短吟八首 其二

　　全诗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音律回风舞雪，意蕴醇厚深远。虽然满眼都是花、桃、酒、醉等香艳字眼，却毫无低俗之气，反而笔力直透纸背，让人猛然一醒。唐寅诗画得力处正在于此，这首诗也正是唐寅的代表作。

　　全诗描绘了两幅画面，一幅是汉朝大官和富人的生活场景，一幅是明朝唐寅自己的生活场景。只用了“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碌碌”等十几个字，就把明朝大官和富人的生活场景传神地勾勒了出来。唐寅自己的生活场景描写得比较详细，“种桃树”、“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酒盏花枝隐士缘”。两幅画面孰优孰劣由读者自己体会和评定。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起首四行，有如一个长长的“推”的镜头，由远及近，将一个画里神仙陡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短短四行，重复用了六个“桃花”，循环复沓，前后钩连，浓墨重彩，迅速堆积出一个花的世界，使人一下子落入其所设定的情境之中。不紧不慢的语调和语速，又加重了读者的亲切感和好奇心：这桃花仙人究竟过得是怎样的神仙生活？接下来的四行便展开一幅“醉卧花间”的美图：“”看这桃花仙人何等逍遥，何等快活，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醉酒赏花。这里，花与酒，已不完全是诗人藉以谴怀的外物，简直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也成了独立的生命个体，花、酒与人，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以上几句，可谓作者自况，意象生动、鲜明而有深义。那个曾经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学子唐寅不见了，那个烟花柳巷醉生梦死的风流才子不见了，痛也痛过，乐也乐过，在经历了几年放浪生活之后，唐寅终于还是选择逃离闹市，为自己选定这一处世外桃源，和继娶沈氏，开始了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虽仕进无门，毕竟身有所托，又值壮年，美景逸思，一咏成诗。

　　“”此一句承上启下，道出了诗人的志趣所在：与其为了荣华富贵奔波劳碌屈己下人，何如在花酒间快活逍遥：“”“车尘马足”只是富贵者的趣味，而花和酒注定与贫者结缘。如果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这两种人两种生活自然有着天壤之别，但换个角度去理解，那些富贵者须得时刻绷紧神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活，而所谓贫者，却能多几分闲情，多几分逸趣，反而活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轻松和快乐。以上六行全用对比描写，感情在激烈的碰撞中展开，每一句中，因用韵的关系，前紧后舒，充分表现出诗人傲世不俗的个性，和居处生活的的超脱与释然。

　　注：“车尘马足显者势，酒盏花枝隐士缘。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彼何碌碌我何闲。”综合全文意境，显者与隐士的对比，较富者与贫者的对比更贴合，作此诗时，唐寅已经经历过了出仕不利，已经绝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进取之意，是隐居在此。

　　然而此中真义并非人人悟得，君不见“别人笑我忒疯癫”？而“我”，却不以为然：“我笑他人看不穿。”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昔日叱咤风云富贵至极的君王将相，如今又如何呢？不但身已没，势已落，连花和酒这些在他们生前不屑一顾的东西都无法奢望了，甚至连坟茔都不保。如果他们在天有知，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农夫在自己葬身的土地上耕作了。“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一句收束，戛然而止，余味绵绵。

　　通观全诗，层次清晰，语言浅近，回旋委婉，近乎民谣式的自言自语，然而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却蕴涵的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认同感，不愧是唐寅诗中之最上乘者。这也正合了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著名论断。

　　这首诗中最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两个意象是“花”和“酒”。桃花，最早见诸文学作品，当于《诗经·周南》之《桃夭》篇，本意表达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而至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出，桃花便更多地被用来表达隐逸情怀了。古代，桃还有驱鬼辟邪的意思，而“桃”与“逃”谐音，因有避世之意。在唐寅的诗中，“桃花”这一意象频频出现。试举几例：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把酒对月歌》）

　　桑出罗兮柘出绫，绫罗妆束出娉婷。娉婷红粉歌金缕，歌与桃花柳絮听。（《桑图》）

　　野店桃花万树低，春光多在画桥西。幽人自得寻芳兴，马背诗成路欲迷。（《题画四首其一》）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桃花坞》）

　　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题画廿四首其十五》）

　　不难看出，例中桃花意象都是用来表达闲居和隐逸生活的。

　　“酒”，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士人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表达悲壮慷慨情怀，更与世事苍凉、傲岸不羁、独行特立结缘。晋有刘伶、嵇康，唐有“饮中八仙”，宋有东坡“把酒问青天”，而到了明代，又有了唐寅醉酒花下眠。

　　唐寅在世时声名已著，除在绘画史上拥有突出地位外，在诗词上亦有独创的成就。其诗真切平易，不拘成法，大量采用口语，意境警拔清新，在当时独树一帜，并以其独特超凡的个性和艺术气质，从一个侧面，给那个自由、开放近乎荒唐、混沌的时代做出典型、生动的诠释。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