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歌行

　　除夕之夜，传统的习惯是一家欢聚，“达旦不眠，谓之守岁”（《风土记》）。诗题《除夜作》，本应唤起作者对这个传统佳节的美好记忆，然而这首诗中的除夕夜却是另一种情景。

　　诗的开头就是“旅馆”二字，看似平平，却不可忽视，全诗的感情就是由此而生发开来的。这是一个除夕之夜，诗人眼看着外面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欢聚一堂，而他却远离家人，身居客舍。两相对照，诗人触景生情，连眼前那盏同样有着光和热的灯，也变得“寒”气袭人了。“寒灯”二字，渲染了旅馆的清冷和诗人内心的凄寂。除夕之夜，寒灯只影，诗人难于入眠，而“独不眠”又会想到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守岁景象，这更让诗人内心难耐。所以这一句看上去是写眼前景、眼前事，但是却处处从反面扣紧诗题，描绘出一个孤寂清冷的意境。第二句“客心何事转凄然”，这是一个转承的句子，用提问的形式将思想感情更明朗化，因身在客中，故称“客”。诗中问道：“是什么使得客人心里面变得凄凉悲伤？”原因就是他身处除夕之夜。晚上那一片浓厚的除夕气氛，把诗人包围在寒灯只影的客舍之中，他的孤寂凄然之感便油然而生了。此句中“转凄然”三个字写出了在除夕之夜，作者单身一人的孤苦；对千里之外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时光流逝之快的感叹。

　　诗中写完一二句后，诗人似乎要倾吐他此刻的心绪了，可是，他却又撇开自己，从远方的故乡写来：“故乡今夜思千里。”“故乡”，是借指故乡的亲人；“千里”，借指千里之外的诗人自己。意思是说：“故乡的亲人在这个除夕之夜定是在想念着千里之外的我，想着我今夜不知落在何处，想着我一个人如何度过今晚。”其实，这也正是“千里思故乡”的一种表现。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而是表达的更加含蓄委婉。

　　“霜鬓明朝又一年”，“今夜”是除夕，所以明朝又是一年了，由旧的一年又将“思”到新的一年，这漫漫无边的思念之苦，又要为诗人增添新的白发。清代沈德潜评价说：“作故乡亲友思千里外人，愈有意味。”（《唐诗别裁》）之所以“愈有意味”，就是因为诗人巧妙地运用“对写法”，把深挚的情思抒发得更为婉曲含蕴。这在古典诗歌中也是一种常见的表现手法，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诗中写的是妻子思念丈夫，其实恰恰是诗人自己感情的折射。

　　明代胡应麟认为，绝句“对结者须意尽。如……高达夫‘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语不得乃可”（《诗薮·内编》卷六）。所谓“意尽”，是指诗意的完整；所谓“添著一语不得”，也就是指语言的精炼。“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正是把双方思之久、思之深、思之苦，集中地通过除夕之夜抒写出来了，完满地表现了诗的主题思想。因此，就这首诗的高度概括和精炼含蓄的特色而言，已经收到了“意尽”和“添著一语不得”的艺术效果。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