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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南回春物老，红英落尽绿尚早。
韶风澹荡无所依，偏惜垂杨作春好。
此时可怜杨柳花，萦盈艳曳满人家。
人家女儿出罗幕，静扫玉庭待花落。
宝环纤手捧更飞，翠羽轻裾承不著。
历历瑶琴舞态陈，霏红拂黛怜玉人。
东园桃李芳已歇，独有杨花娇暮春。
暮春三月，春色渐褪。面对纷纷扬扬的杨花，诗人们不禁产生种种感触。杨巨源以欢悦心情，描绘出满天杨花的轻盈曼妙的风姿，赋予杨花崭新的形象。“北斗南回春物老，红英落尽绿尚早”，北斗星斗柄南指，冬去春来，大地回春。开头跳过初春、仲春，直指春暮花稀，逼近题意。“韶风澹荡无所依，偏惜垂杨作春好。”韶风，和风。当红稀绿少之时，是垂杨弄春之际。诗人移情韶风，以“无所依”、“偏惜”，将和风写得情意绵绵。以物拟人，跌荡有致。诗歌由春暮引出春风，再引到垂杨，却还没有触及杨花，看似开门见山、拍合诗题，却又琵琶半遮，小作掩映。
“此时可怜杨柳花，萦盈艳曳满人家。”艳曳，美妙地摇曳。前面四句写足春景后，杨花至此才姗姗出现萦盈艳曳四字，写出杨花满天，萦回摇曳，回转飘拂，如在眼前。诗中字面不带风字，而动作却无一不在风中。上承韶风弄花，笔意含蓄空灵。然而只就杨花咏杨花，不免单调枯干。诗中以“满人家”三字引出下文，拓开境界。“人家女儿出罗幕，静扫玉庭待花落”，在漫舞的杨花中，美丽的少女静待花落。花与人相互映衬，环境优美。“宝环纤手捧更飞，翠羽轻裾承不著。”佩带宝环的少女，以纤纤玉手捧接杨花，杨花却一止又飞。少女以华美衣襟兜承杨花，杨花却回旋不止。诗歌虽然只写少女衣饰、举止，但人物的娇戆欢快、轻松自在神态，杨花的轻盈飘缈，宛在眼前。写形寓神，形神兼备。如果说韶风爱花是初次衬托，那么由拟人而真人，则少女爱花，衬托力量更强，奠定全诗明媚基调。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评：“儿童捉杨花，无甚情味。美人游戏杨花，风神无限矣。‘宝环纤手’一联，形容尽善。”
少女手捧不得，衣承不著，杨花却来挑逗戏弄少女：“历历瑶琴舞态陈，霏红拂黛怜玉人。”霏，飞散。杨花在瑶琴前舞态分明，姿势纷呈，仿佛是闻乐起舞。飞过红妆，掠过黛眉，杨花多情，也怜玉人。由人戏花到花戏人，由少女怜花到花怜少女，情感两相交融，愈为浓烈。诗人以花拟人，怜香惜玉想落天外，顿开新境，然而写杨花之神又不离杨花体轻飞散本色，立足实境，求虚于实。
“东园桃李芳已歇，独有杨花娇暮春。”结尾再以桃李消歇，反衬杨花。一个“娇”字，再次以花拟人，遣辞传神。没有上文少女戏花，“娇”字意境就不复存在，没有花戏少女“娇”字神态就无从说起。一结贯通全篇，风神摇曳。通篇至此流走轻灵，一气呵成。
历来咏唱杨花之作，由于春色难留、芳菲凋谢，情怀不免感伤，大都慨叹其飘泊零落。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曰：“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石懋《绝句》曰：“来时万缕弄轻黄，去日飞毬满路旁。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杨巨源却开掘暮春杨花漫天飘舞的美姿，抒发美好情怀，人取我弃，立意新颖，表现出诗人浓郁的生活情趣。为了突出杨花可爱，诗中进行层层衬托，以“红英落尽绿尚早”反衬，以韶风拟人正衬，以少女戏花再次正衬后，又以“东园桃李芳已歇”再次反衬，主宾配合，笔致多变。全诗语言丽词迭出，单韵流转，呈现出斑斓多姿之态，亦表现出诗人明朗愉悦之情。
支公好骏马，俗以为不韵。头陀手铦戈，标格乃白俊。
将军起马上，铁腕风雷迅。朝踏雪山冰，夜眠青冢燐。
豁然悟无生，心花见锋刃。辟如担夫争，见者笔意进。
关捩偶相触，石火不容瞬。归来读诗书，如暗得灯烬。
堂堂三圣人，同宗偶异胤。刻影求飞鸿，雾耶自生晕。
白水涌冰轮，千江同一印。
夏四月，取郜(ɡào)大鼎(dǐng)于宋，纳于大(tài)庙，非礼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lù)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luò)邑(yì)，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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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