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台四首。秋

衣带无情有宽窄，烟自碧霜白。

金鱼锁断红桂，古时尘满鸳鸯茵。

　　这组名为“、、、”爱情诗是李商隐仿“长吉体”艳诗中最出色的篇章。四首诗吟咏了一段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诗立春、夏、秋、冬四题，系取《子夜四时歌》之义，抒发对所思慕的女子一年四季相思之情。《春》诗从春光烂漫中寻觅娇魂而不得开始，折入追忆初见对方时美好情景。立即又描绘雄龙雌凤杳远相隔的浩叹和魂牵梦系的情思。以下即极力渲染寻觅之渺茫，思念之深挚，最后想象对方在春天将逝的季节身着单绡、肌衬玉佩的情景。《夏》诗先写初夏雨景和石城（金陵）凄清的环境，暗示女子已去。然后想象对方身处南方瘴花木棉之地，独守闺帏，孤寂无伴之状。接着又转而回忆往昔两人曾经的短暂欢会和随之而来的分离。最后以祈望对方的到来作结。《秋》诗全篇都是对女子现时情境的想象。先想象她秋夜含愁独坐，相思念远；再想其夫亡室空，孤寂凄冷；最后又想象她秋夜弹琴，衣衫冷薄，怀思旧情，独对爱情旧物，潸然泪下。《冬》诗首点时令及对方失侣孤居，次言双方如青溪小姑与白石郎之相隔遥远；复想其身处孤冷之境，芳心已死，爱情幻灭；然后又转忆佳人之美，远胜嫦娥，而今唯独处空城，歌舞早歇，唯余纤腰，当年姊妹二人联袂而舞之欢早已烟消云散。最后想象女子在风雨冬夜独对残烛，空流红泪，直到天明；而破鬟松散，倚坐朝寒，容颜亦非往昔。

　　四首诗都交织着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四季景物的变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也由寻觅怀思、企盼重会，到悲慨馨香已故，情缘已逝，最后则根断心死，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女主人公的形象，从《》之“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到《》之“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再到《》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最后到《》之“破鬟倭堕凌朝寒”“蜡烛啼红怨天曙”，从外在到内心也都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循环过程。徐德泓借《柳枝诗序》“幽、忆、怨、断”四字概括四首大意，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四首所表现的情感特点。

　　这组诗以炽烈的情感，秾艳的语言，纯粹抒情的笔法和极富跳跃性的结构章法，歌咏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抒发爱情梦幻式的感受，主要是通过情绪气氛和幽艳意境的渲染，而不是叙述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即通过回忆、想象来抒写刻骨铭心的思念，其中经常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换，诗歌语言的秾艳和象征色彩造成一种华艳而朦胧的风格。如《》诗的“暖蔼”六句。先是写回忆中初见对方的情景：“”在春日和煦阳光的掩映下，对方梳着高高的发鬟，伫立在盛开的桃枝下。下两句却从过去之遇跳过生活中应有的阶段（如会面、结合、离别），闪回现境，发出“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的叹息。接下来“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写午醉初醒，迷幻历乱。误以为残阳映帘是初阳照窗，好梦中断，然乍醒迷惑之际，耳畔似犹闻对方之言萦回，似幻似真，如痴如迷。四首诗中，随处可见。这种昔境与现境的迭现，实境与幻境的蒙太奇镜头的变换切入。这种时空不断变化交错的写法，构成了意境的朦胧与多彩。

　　长吉诗奇而怪，艳中显冷，有时甚至追求强烈的刺激。李商隐这首仿长吉体的组诗，却以奇幻的想象来构筑迷离朦胧的意境，用秾艳的词采表达炽热痴迷的情感，哀感缠绵，一唱三叹，令人低吟不尽。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