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屈原呈王内翰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吊。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辞清而理哀”，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第一首诗全借司马相如的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才华出众，志向远大，但在汉武帝时只当了一名管理前朝文帝墓园的小官。他抑郁不得志，终于弃官而去，闲居在茂陵家中。在他生前，梁孝王刘武与汉武帝刘彻都先后抛弃了他。等他死后，武帝却把他所写祭天地神灵的《封禅书》吹捧起来，而且亲自到泰山隆重祭祀。李贺就抓住这个古人的遭遇，结合自己的身世写出了这首寄寓深远的《咏怀》诗。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四句，描写司马相如被汉武帝遗弃后与爱妻卓文君在茂陵家居时的恩爱闲逸的生活。碧绿的蔓草挂满了井边的石栏，环境是那么优美宁静。相如白天无事，不免又对着知音文君弹起琴来，那曲曲幽韵传达出多少难言的心事。和煦的春风吹乱了文君美丽的鬓影。这里表面上写得悠闲自得，充满了一片天伦之乐，实际却吐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深深寂寞和感慨，正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写：“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同样充塞着一种痛苦到接近麻木的情绪。

　　后部分也是四句，明写梁王与武帝把相如像断草败梗一般地抛弃，只是武帝更懂得打一下、拉一把的政治权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要利用相如的遗著《封禅书》，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亲自登上泰山之顶，装模作样地对着天地礼拜。从相如的角度着眼，这个志大才高写下了煌煌赋作的文士，却“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死后还硬被拉去为统治者粉饰太平，这真是可恨可叹。一个“唯”字，含蓄着诉不尽的凄凉辛酸，似乎他留给人间的贡献，就只是这篇《封禅书》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通篇似乎都是写司马相如，其实诗人已经巧妙地将自己融化进去，所以诗作题为《咏怀》。茂陵家居的情景，正是长吉昌谷赋闲的写照；而泰山顶上的封禅礼拜，也正与长吉屈身奉礼郎的虚应礼赞如出一辙。

　　第二首诗抒写了李贺在昌谷家居的生活和心情，反映了诗人的抑郁忧伤和不幸。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诗人在夜晚吟咏（著书）方罢，突然瞥见一丝白发象秋霜一般地飘落下来，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怎能不使他心头一震？李贺是个苦吟诗人，据说他的诗思常在驴背上觅得，随想随写下来投入身边携带的锦囊中。晚上取出，在灯下斟酌成篇。其母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来”（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正因为他这样呕心呖血地从事创作，再加上家境贫寒、夙志不伸，所以二十多岁就未老先衰，白发惊秋了。

　　“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一“惊”之余，不由便拿出镜子细细端详起来。“聊自笑”，显得这笑是一种对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嘲笑，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笑，表面上似乎反应是淡漠的、不大在意的，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深藏的无限悲苦。联系诗人曾担当过奉礼郎这样卑微的职位，可知这就是诗人无声的啜泣。说他笑中含哭，大概是不过份的。

　　“头上无幅巾，苦蘖已染衣。”头上已没有儒雅的头巾可戴，身上只穿着用苦蘖染成的黄衣。这完全是一副村夫山民的打扮了。这两句写诗人的乡居生活，已到了一贫如洗、令人酸鼻的程度。深一层看，诗人不仅是写生活的艰难，而且也暗示自己整个身心都已浸泡在苦水之中。真乃触处生悲，何往而非苦也。

　　写到这里，诗人已把悲苦情怀推到了高潮。且看他如何收尾。“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这是一种自我宽慰之辞，貌似旷达，其实更反衬出诗人的不幸处境。弦不可拉得太紧，诗文也是这样，作者委婉写来，使前面描写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

　　《咏怀》这类诗，自西晋阮籍创体以来，或托比兴，或借史实，或抒感怀，或重讽谕，其手法多变，总以显示真实情怀，言远旨深为贵。此篇以赋为主，直写自身苦状，透露不遇心态，塑造出一个受压制被鄙弃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就认识和审美价值而言，是有它的独特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