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亭柳·急急回头

　　全词通过一个歌者年老色衰遭遗弃的悲惨命运，道出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玩弄、遭遗弃的歌女艺妓的共同心声。

　　上片通过描写红歌女年轻时的盛况，反衬出年老的失意。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是歌女的语气自信而又自负。“家住西秦”是写实，因为下面有“数年来往咸京道”的句子，歌女当是住陕西附近。“赌”是比赛竞争之意。这两句是歌女述说自己的出身，自言具有多种浪漫的艺术技能，敢和人比赛竞争。

　　“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仍然是歌女十分自负的口气。“花柳上，斗尖新”之“花柳”代指一切歌舞艺术才能技巧。“斗”，仍是竞赛之意。“尖”，是高处，是过人之处。“新”，不是陈陈相因的旧套。合起来，这是歌女说自己多种艺术才能上敢和大家竞赛，并且比别人高超，新颖独创，绝不流俗。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是具体形象地夸述自己的才能如何。“偶”，有随便之意。“念奴”是唐天宝年间有名的歌女。词中歌女似乎自豪地诉说：我偶尔随便一唱当年念奴曾经唱过的歌，能让天上的行云停住，听我歌唱，足见我唱得有多么美，多么动听。“高遏行云”，语出《列子·汤问》，说古有歌者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这几句，当是失意时回忆当年得意情事所言，所以，每一句自负的话后面，都有一种反衬中的失意悲慨。自负的口气，实是自负的不平。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写当年得意之时，歌声一发，令众人倾倒，博得赏赐无数，不辜负自己多年的辛劳。“蜀锦”，是四川的丝织品，当时很名贵，古时歌女多以锦缠头，因借“缠头”之名指称赠与她们的财帛。

　　下片描写歌女年老色衰后所遭逢的冷遇，抒发词人对她的无限同情。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是失意后凄凉冷落境遇的写照。从词里的“西秦”、“咸京道”地点上看，当是晏殊被贬知永兴时，慨叹自己的不平境遇而作的。可见作者这首词确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寓意。这首词的整个口吻都寄托着感慨。“残杯冷炙”语本杜甫《赠韦左丞》诗：“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处写歌女境遇如此可悲，令人“消魂”。

　　“衷肠事，托何人？”歌者因为封建社会女子没有独立的地位，盼望能找一个可以终生相托的人，盼望找到一个足以托身的所，可以安身立命，终生为之奉献而不改变。“衷肠事”，是指内心的事，这里是指终生相托的大事。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徧唱阳春”，仍是以歌女的口气自述：假如有一个知我心的人“见采”（“采”，选择、接纳），那么我将唱尽高雅美好的《阳春白雪》的曲子，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奉献给他。这虽然是一个歌女的口吻，但又体现了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这里的“若有知音见采”之“若有”是实无，也就是悲叹找不到知音。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了。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歌女酒筵前唱歌，想起当年得意之时的满堂彩声，眼下却这样凄清冷落，不禁当即流下了眼泪。而当时这个筵席前，作者由歌女之悲哀，引起了自身遭贬受逐，客居外乡的悲伤。晏殊所托喻的是歌女，而歌女内心即使有悲哀，眼中有泪水，也要“重掩罗巾”，不能让人看到。“重掩”，是屡次流泪，屡次擦干。每次感到悲哀，都要强作笑颜，其悲哀就更为深重了。

　　这首词在《珠玉词》中是别具一格的。从思想内容看，它一反以往流连酒歌的生活、相思离别的闲愁、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女的不幸命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作品的风格来说，也一反以往的雍容华贵、闲雅圆融，而变得激越悲凉。这一转变或许与作者罢相知外郡的境遇有关，虽则词中没有象自居易的《琵琶行》明写“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读者仍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女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寓意。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让我们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先看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1）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2）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3）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