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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shǔ)高低六代宫，楸(qiū)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
在平民百姓之中，试问那几个英雄人物，称王称霸建立功业究竟有什么用处？你看那六朝宫殿，如今长满了高高低低的禾黍；千万名达官的坟墓上，如今远远近近长满了楸树和梧树。只不过像是一场恶梦。
参考资料：
1、滕森．元曲三百首彩图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91
双调：宫调名。元曲常用宫调之一。拨不断：曲牌名。又名“续断弦”，属双调宫曲调。布衣：指平民百姓。王图霸业：成王的宏图，称霸的大业。六代：即六朝，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在今南京建都。楸梧：两种树木名，既是制棺的用材，又是墓地常植之树。楸，梓树的一种。冢：坟墓。恶梦：一作“噩梦”。
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
夏四月，取郜(ɡào)大鼎(dǐng)于宋，纳于大(tài)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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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