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逋二首

　　这在诗之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有一位凄苦的妇女，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其实已透露了消息，采樵伐薪，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现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读者不禁要问：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二句的跳出，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原来，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这维持生计的重担，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惄”者忧也，“调饥”者朝食未进也。满腹的忧愁用朝“饥”作比，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方有的真切感受。那么，这倚徙“汝坟”的妻子，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此为文面之意。“朝饥”还有一层意思，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欢女爱的隐语。而今丈夫常年行役，他那可怜的妻子，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她孤苦无依、忍饥挨饿，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怆然叹息时，令人闻之而酸鼻。

　　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二句，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肄”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此刻却意外发现了“君子”归来的身影。于是“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似乎又远比“欢呼”要丰富和复杂：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他毕竟思我、爱我而未将我远弃，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这疑虑和猜思，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他不能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这又是喜悦、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了。如此种种，实难以一语写尽，却又全为“不我遐弃”四字所涵容——《国风》对复杂情感的抒写，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

　　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第三章开首两句，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在王朝多难、事急如火之秋，他丈夫不可能耽搁、恋家。形象的比喻，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急，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当然，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家庭的夫妇之爱，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

　　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这质问其实贯串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将支撑“天下”的民众逼到“如毁”、“如汤”的绝境时，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周南·汝坟》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但是读者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

　　《竹马子》是柳永的自度曲。从意境上讲，这首词属柳永的雅词，其中不只抒发了个人的离愁别恨，而且也是对封建文人命运的凭吊，整体情绪沉郁深远。

　　这首词是词人漫游江南时抒写离情别绪之作，所表现的景象雄浑苍凉。词人将古垒残壁与酷暑新凉交替之际的特异景象联系起来，抒写了壮士悲秋的感慨。

　　“雌霓”是虹的一种，色泽偏暗。“雄风”是清凉劲健之风。这两个词语雅致而考究，表现了夏秋之交雨后的特有现象。孤垒危亭之上，江边烟渚之侧，更加能够感到时序变换。孤垒、烟渚、雌霓、雄风，这一组意象构成了雄浑苍凉的艺术意境，词意的发展以“渐觉”两字略作一顿，以“一叶惊秋，残蝉噪晚”进一步点明时序。“素商”即秋令。这里，词人的悲秋情绪逐渐向伤离意绪发展，于是他又“览景想前欢”了。从“前欢”一语来推测，词中所怀念当是帝都汴京和作者过从甚密的一位歌妓。可是往事已如过眼烟云，帝都汴京遥远难以重到。

　　上阕的结句已开始从写景向抒情过渡，下阕便紧接而写“想前欢”的心情。柳永不像其他词里将“想前欢”写得具体形象，而是仅写出眼前思念时的痛苦情绪。“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很具情感表达的深度。离别之后，旧情难忘，因离别更添加新愁；又因难聚难忘，新愁愈加容易堆积，以致使人无法排遣。“易”和“难”既是对比关系又是因果关系，这对比与因果就是所谓“成追感”的内容。“尽日凝伫”、“消魂无语”形象地表现了无法排遣离愁的精神状态，也充分流露出对故人的诚挚而深刻的思念，并把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最后作者巧妙地以黄昏的霁霭、归鸦、角声、残阳的萧索景象来衬托和强化悲苦的离情别绪。特别是结尾“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两句，意味极为深长，把一已羁旅苦愁拓展为人世兴衰的浩叹。

　　这首词虚实相生，情与景的处理上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上片首九句写景，属实写；后三句写情属虚写。虚实相生，善于抓住时序变化，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景色，奠定了全词的抒情基调。下片则相反，前五句抒情，属虚写；后五句写景，属实写，以景结情，情景交融。这种交错的布局，不仅使整体结构富于变化，而且如实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感情特定环境中活动变化的过程。其间大量运用双声词，如“一叶”、“残蝉”等；以及叠韵词，如“荒凉”、“旷望”等；多处句间用韵，如“凉”与“望”、“雨”与“暑”等。句中平仄四声的交错运用，从而造成音律谐婉、铿锵动人的妙境。全词意脉相承，严谨含蓄；景凄情哀，铺叙有致；意境开阔，格调清雅，气韵浑厚；语言清丽，音律谐婉，悲楚动人，是一首优秀的长调慢词。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并为一章，《》、《》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为迎神曲,《》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神）、（山神）；③人鬼──（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的肃穆，《》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