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南墅竹

　　现存李清照《如梦令》词有两首，都是记游赏之作，都写了酒醉、花美，清新别致。“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引到了她所创造的词境。“常记”明确表示追述，地点在“溪亭”，时间是“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已经醉得连回去的路径都辨识不出了。“沉醉”二字却露了作者心底的欢愉，“不知归路”也曲折传出作者流连忘返的情致，看起来，这是一次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十分愉快的游赏。果然，接写的“兴尽”两句，就把这种意兴递进了一层，兴尽方才回舟，那么，兴未尽呢？恰恰表明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行文流畅自然，毫无斧凿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一连两个“争渡”，表达了主人公急于从迷途中找寻出路的焦灼心情。正是由于“争渡”，所以又“惊起一滩鸥鹭”，把停栖在洲渚上的水鸟都吓飞了。至此，词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用词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让人不由想随她一道荷丛荡舟，沉醉不归。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这首诗不事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

　　这首诗主要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它的创作背景应该从“大历三年（768）冬”推出，安史之乱发生于756年，这场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转变，也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点也反映到杜甫的诗歌当中，从“”一句可以看出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很失落的。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说“”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并未改变杜甫的忠君恋阙的心，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迷茫的情绪。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其次，我们知道杜甫的诗歌十分重视炼字，他很讲究对仗，“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的对仗十分工整，其中“翻”和“洒”字用的也十分贴切。最后，杜甫在此诗中还用了典故，就是“鲲鹏”，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以鲲鹏的变化无常来暗示前途的不可预料。非常贴切。

　　以“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开端，写作者对岳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

　　“滞留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中的雄才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接下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句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顺承上句的情感又更升一层，至此，诗歌的情境推向最高潮，并与前段的宏伟景色遥相呼应，似断犹续，首尾相照。

　　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豪迈基调，又岸风夕浪，舟雪寒灯做起伏，及滞留，危难而转图南鲲鹏，意境起伏，富于节奏；承转顿挫，铿锵有力；情景呼应，浑然无间。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