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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史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一带遭遇严重旱灾。这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公出任为越州长官。在百姓未被饥荒所苦之前,就下文书询问所属各县遭受了灾害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养活自己的有多少户,应当由官府供给救济粮的有多少人,可以雇用民工修筑沟渠堤防的有多少处,仓库里的钱粮可供发放的有多少,可以征募出粮的富户有多少,僧人道士以及读书人吃剩的余粮记录于簿籍的有多少实存,让各县呈文上报知州,并且谨慎地作好准备。
州县官吏登记报告,全州孤儿、老人、疾病、体弱不能养活自己的共有二万一千九百多人。向来规矩,官府每年发给穷人救济,应当发到三千石粮米就停止。赵公征收富户人家上缴的,以及僧人道士吃余下的粮米,共得谷物四万八千多石,就用它来补助那救济的费用。让规定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一升救济粮,孩童每天领半升。赵公担心领米的人太多会相互践踏,又让男人女人在不同的日子领米,并且每人一次领两天的口粮。他又担心乡民将流离失所,就在城镇郊外设置了发粮点共五十七处,让各人就便领粮,并通告大家,离开自家的不发给粮食。估计到办理发粮的官吏不够用,便选取没有任职并住在越州境内的官吏,供给他们粮食并把事情委任给他们。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有了这样的供应。能够买得起粮食的人,就替他们告诫富人不能囤积米粮不卖给他们。又替他们调出官粮,共五万二千余石,用低价卖给百姓。设置卖粮点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自行就便像领粮的一样。又雇用民工修补城墙四千一百丈,费工三万八千个,计算他们的佣工发给工钱。有愿意出利息借钱的老百姓,官府劝告富裕人家放手借钱给他们,等田中谷熟,官府为债主出面责令他们偿还。被抛弃的男女孩童,都让人收养他们。
第二年春上,瘟疫很严重。官府设立病院,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招募两位僧人,把照料病人的医药和饮食委托给他们,让那些病人不失去依靠。
按规定,遇灾年给穷人发放救济满三个月就停止,这年发放到五月才停结束。有不便行公文处理的事情,赵公一概自己担当责任,不因此连累下属官员。有请示上级的事,有些对救灾有较多的好处,就立即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早晚劳心力从未稍微懈怠,事无论巨细必定亲自处理。给病人吃药吃饭的开销花的多是自己的钱。百姓不幸遭遇旱灾瘟疫,能避免辗转死去;即使死了也不会无人收敛埋葬,都是靠赵公的力量。
这时旱灾瘟疫遍及吴越一带,百姓遭受饥荒瘟病,死去的将近一半,灾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赵公抚慰百姓,百姓尤其认为有了依靠和归宿。用来筹划安顿民众的事,哪个先哪个后以及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在这方方面面之间,曲折周到细致详尽,没有不考虑到家的。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他的仁爱却足够昭示天下;他的措施虽然只是在短时间内实行,他的方法却足够传给后人。大约灾害发生,太平时代也不能让它避免,却能够预先作防备。百姓遭受灾难后才去思考对策,与事先有所考虑相比,就有很大差距了;不熟习而还要去做,与那些平时就留心的人,两者也有很大差距。我特意到越地采访,收集到赵公推行的一套办法,很乐意把它详细地记载下来是,用来宽慰越州人对赵公的思念感激之情,将使后来有心为民做事的官吏在不幸遇到灾年的时候,能推行赵公已经试行过的办法,那救灾的章程条例可以不须顷刻就制定好,那么赵公的恩泽怎么能说是很小并且只影响眼前吗?
公元1079年,由大学士,加升,太子少保,致仕(年龄为七十岁或有重病),归家还乡在衢州。(他)直道而行的风气流行到(当时)朝延,和乐平易(厚道)实实在在的人,这里不详细介绍。写篇(饥荒)灾年治理办法可教育后人,命名为《越州赵公救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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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县。赵公即赵抃。赵抃居官正直无私,弹劾不避权贵。由于他曾任殿中侍御史,所以京师中对他有“铁面御史”之誉。后任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大学士,晚年执越州政务,在越州治绩卓著。
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yuán)。
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lǔ)翻。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
惆(chóu)怅(chàng)孙吴事,归来独闭门。
打马驱驰越过沙漠,长途跋涉来到边疆。
边城一带如此萧条,日光惨淡白云昏黄。
身临沙场争战之处,常为胡虏的反复侵扰而忧伤。
胸中不是没有安边良策,无奈将帅己得封赏无心边防。
才如孙吴却无处施展呀,只好归来闭门独自惆帐。
参考资料:
1、余正松编选,边塞诗选,凤凰出版社,2012.04,第220页
2、朱德才,杨燕主编,唐宋诗词上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10,第206页
垣:城上矮墙。
萧条:冷落。
翻:同“反”,反叛。
安边书:安边的策略。诸将:指安禄山等人。
孙吴事:指孙武、吴起用兵之事。孙武,春秋齐国人,古代著名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吴起,战国时卫人,任魏国将军,大败秦兵,亦有兵法行世。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