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陈汝翔

　　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