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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狐绥(suí)绥，在彼淇(qí)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cháng)。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狐狸在那慢慢走，就在淇水石桥上。我的心里真忧愁，你的身上没衣裳。
狐狸在那慢慢走，就在淇水浅滩上。我的心里真忧愁，你没腰带不像样。
狐狸在那慢慢走，就在淇水河岸旁。我的心里真忧愁，你没衣服我心伤。
参考资料：
1、姜亮夫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8-129
2、王秀梅译注．诗经（上）：国风．北京：中华书局，2015：130-131
狐：狐狸。一说狐喻男性。绥绥：慢走貌。朱熹《诗集传》训为独行求匹貌。淇：卫国水名。淇水在今河南浚县东北。梁：河梁。河中垒石而成，可以过人，可用于拦鱼。之子：这个人，那个人。裳：下身的衣服。上曰衣，下曰裳。
厉：水深及腰，可以涉过之处。一说通“濑”，指水边沙滩。带：束衣的带子。实指衣服。
侧：水边。服：衣服。
这是一首情诗。有人把它理解为妻子担忧在外的丈夫没有御寒衣物的诗，则诗以主人公看见有狐开篇，以狐之绥绥，来比久役于外的丈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貌。只见有一只身材单薄的狐狸，狐独地散漫地出没在淇河水落石出的地方。这应该是一幅冷清的秋天的景象，淇水河边，水落石出，狐狸身单影只地行走在石梁上。见此情景，女主人公心里对丈夫的担忧油然而生，他想到那久役于外的丈夫还没有御寒的下裳。
全诗一唱三叹，每章只更换两个字，反复强化，深入地表达担忧之情。狐狸走在水浅的地方，湿了腿脚，由此想到自己男人还没有束紧衣裤的带子呢。狐狸走在河的岸边，完全没有弄湿身上，她就想到丈夫还没有成身的衣服呢。随着视线所及，看到狐狸从水落石出的地方，一步步走到岸上来，她就想到丈夫该穿什么衣物，真可谓知冷知热。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诗是贤妇人惦念远方丈夫冷暖的佳作。
有人把此诗解为寡妇表白有心求偶之情，也可通。狐为妖媚之兽，诗人称此妇为“狐”，看来此妇也颇有风姿，诗人以诗揭露其心事，比之为狐、以物喻人，别饶风致。全诗三章，皆用比意。
首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梁为石不沾水之处，在梁则可以穿好下裳，所以这多情的寡妇，以有狐求偶，对其所怜惜的鳏夫，表白自我的爱心说：“我心里所忧愁的，是那人还无以为裳，若是他娶了我他就可以不愁没有衣裳了。”次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厉”为深水可涉之处。《邶风·匏有苦叶》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涉过深水。需要有衣带束衣。此妇担心的，是心上所爱慕的那人还没有衣带。她想：“若是我嫁给他，我可以替他结成衣带他就不愁涉过深水时没有衣带了。”三章言此狐“在彼淇侧”，既然已在淇侧，可见已经渡过淇水，可以穿好衣服了。可是她担心那个人，还无以为服，她心想：“若是我和他结为婚姻，那么，那人就不愁没有衣服了。”
这三章诗充分而细致地表露了这位年青寡妇的真挚爱心，即事抒怀，不作内心的掩蔽，大胆吐露真情，自是难得的佳作。在旧时代，遭逢丧乱，怨女旷夫，在各自失去配偶之后，想重建家庭，享受室家之爱，这是人生起码的要求，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首诗，表白了寡妇有心求偶之情，在《国风》中是一首独特的爱情诗。至于此妇所爱慕的对方，是否已经觉察到她的爱心，以及如何作相应的表态，那是另外的事了。
束缊(yùn)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náng)，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
酒酣(hān)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
束缊：用乱麻搓成火把。宵行：由《诗经·召南·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转化而来，暗示远行劳苦之意。诗囊：装诗书的袋子。元：通“原”。王郎：指王实之。刘郎：指作者自己。唐代刘禹锡多次被贬，自称“刘郎”，此暗用其意。
！胡床：坐具，即交椅，可以转缩，便于携带。疏狂：意为不受拘束，纵情任性。
这是一首抒写与友饯别的令词。全篇表达了词人傲视世俗的耿介个性，是他主动向社会发动“攻击”的狂放表现。语极夸张，情极大胆，豪爽、超迈，淋漓酣畅。
上片写临行前的情景——刘克庄连夜起程，王迈为其送行。先写自己将在天亮之前拿着火把，走十多里的路，不可背负过重，便把衣囊抛弃，只挑着诗囊上路。豪爽的性格与嗜诗如命的心情于此可见。“宵行”已露旅途之苦。
起句“束缊宵行十里强”，开门见山地描写连夜而行的情状。一枝火把引路，来到十里长亭，点出饯别之意。
“挑得诗囊，抛了衣囊。”表现了书生本色，诗囊里都是他的心血结晶，自然不肯轻易抛掉。诗囊里装着他的诗篇，也装着他的一腔豪情满腹抑郁。
“天寒”三句，先从自然条件的恶劣写旅途之艰苦，再点友人相送之谊。“天寒路滑马蹄僵”，一个“僵”字，写尽了艰苦之状。虽在说马，但行人颠簸于马背，冒着寒风，艰难赶路的情景，已跃然纸上。“王郎”送“刘郎”，用典巧妙。“王郎”暗指友人系“王谢”望族之后，而“刘郎”则为被贬谪者的代称。
下片写饯别情景。二人分手在即，却并不伤别感慨，而是痛饮酒酣，豪情满怀，谈文论诗，睥睨世俗，狂放不羁。二人高谈阔论，以致惊动了东邻西舍。词人曾以《落梅》诗受谤免官，他对此十分不平，所以最后三句写道：当别人笑他疏狂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们，并不以疏狂为意。这正是对当时束缚思想的、严酷的礼法制度的挑战和抗议。
“酒酣耳热说文章”，从结构上说，是上片情节的结局。又是可作为下片的开端，顺势翻出新的情节，安排颇显匠心。“酒酣耳热”表现了酒逢知己的欢乐，同时又是词人热情奋发，兴会正浓的时刻。词人避开朋友间碰杯换盏的次要情节，而径直写出“说文章”的一幕，可谓善于剪裁。“说文章”极含蓄地暗示他们对时事的评论、理想的抒发，以及对忧愤的倾泄。
王实之秉性刚直，豪气干云人称子昂、太白。刘克庄也是言谈雄豪，刚直无畏。“惊倒邻墙，推倒胡床”两句，正是他们这种英豪气质的形象表现。前句写客观反响，后句写人物举动。两个狂士捋袖豁拳，乘着酒兴指点江山，语惊四座，全无顾忌，邻座惊傻观者竖发，全与我无关。这种形象的夸饰淋漓尽致地张扬了二人的豪气。
“旁观拍手笑疏狂”，作者设想，若有旁观者在此，必定拍手笑我二人疏狂。“拍手笑”是一种不被他人理解的表现，对狂者来说不足惧，倒起着反衬作用。刘克庄与王实之在志士受压、报国无门的时代，将心头的积郁，化为激烈的言词、不平常的行动，自然会被称为“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态度明确坚定，可谓狂上加狂，雄放恣肆，豪情动人。有此一句，通篇振起。
这首词体现了刘克庄词风雄伟豪放的一面，也反映出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