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弦

　　诗题“蜀国弦”，是乐曲名。李贺诗中多次写到蜀国弦，如“拂袖风吹蜀国弦”（《牡丹种曲》），“蜀国弦中双凤语”（《听颖师琴歌》），均指乐曲，可证此诗所写是蜀国乐曲。

　　头两句说，傍晚，在微风细浪的濯锦江边，枫树散播着浓郁的芳香。野花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晖之中。碧绿的锦江水，倒映着南山青苍静穆的影子。这幅自然风景幽雅秀丽，令人悠然神往。画面上没有声音，但隐约表现出一股轻柔清丽、闲静恬美的音乐旋律。诗人在开篇既没有点出演奏者，也没有交待弹拨的是何种乐器，甚至连题中的弦字也未提及，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两幅形象鲜明的景物画面来描写音乐的情调和节奏，把读者一下子就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感受到赏心悦耳，移情动志的音乐魅力。

　　三、四句又展现出两幅自然景物画面。“坠猿哀”，用杜甫《泥功山》句意，写猿猴跳越山谷，坠落时发出哀啼。蜀地多猿，盛弘之《荆州记》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说：弦声由舒缓、轻柔、恬美忽而转为惊骇哀愁，好像高山危石，慑人魂魄，又似猿猱跃涧，坠谷哀鸣；听曲者的眼前还展现出绵延起伏的山岭，碧森森的竹林与雾濛濛的烟云在山半腰相绕，好象在互抒愁思。这一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同时显露，诗人还用了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惊”、“哀”、“愁”这几个字眼，渲声弦声，使人心惊胆颤、哀愁感伤的巨大艺术力量，暗示出弦乐曲调已发生了由低到高、由徐到疾、由轻柔婉转到激越紧张的骤变。

　　五、六两句，诗人所描写的弦声又由刚转柔，形象地表现出一弯凉月，从清冷的秋浦之上冉冉升起，月光射入水中，照见水底白沙，粼粼有光的景象。凉月秋浦、清水白沙，弦声多么明净、凄清、幽冷!乐曲的旋律起伏回荡，倏忽变化，如波翻浪涌，姿态横生。

　　收尾两句，诗人描绘乐声的手段又有变化，由前三联借自然景色状乐声转为以社会人事表声情。“红泪客”用了王子年《拾遗记》的一个典故：魏时女子薛灵芸和父母分别时依依不舍，泪下沾衣，途中用玉唾壶承泪。到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这两句说：弦声忽然又显得如泣如诉，好象传说中与家乡亲人离别的女子，泪落如雨，凝而为血，不愿越过蜀国的门户瞿塘峡。前三联用鲜明可视的物象直接描绘弦声，这一联以带着浓烈哀伤情思的事象诱人去联想弦声，表现的素材是不同的。比较起来，这一联的事象不如前三联的物象那么具体易感，但仍然可以想象得出，这支蜀国弦乐曲至此奏出了高潮——那瞿塘峡狂风的呼啸声和涡流的咆哮声，交织着女子呜咽悲哭之声，传达出一股强烈而缠绵的恋乡之情，摇撼着读者的耳鼓，叩击着读者的心弦，全诗就在这感情的高潮中戛然而止。

　　关于《蜀国弦》的题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初姚文燮钩稽史实，以史证诗，以比兴之义逐一诠释诗中意象的政治含蕴，推定此诗“为迁客伤”，未免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但他指出诗中写“蜀弦之哀”，又认为“诸本仅注弦，觉少清味”，还是中肯的。诗中交织地描写枫香花静、水影南山之清丽恬美，凉月秋浦、玉沙粼粼之凄清幽冷，以及红泪客不肯过瞿塘之缠绵哀伤，可以说诗人是借写蜀弦之悲喜哀乐，抒写对蜀国的怀恋情绪。这样理解比较恰当。

　　《蜀国弦》描写音乐形象鲜明，变化倏忽，精细入微，在表现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它不同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采取以声摹声，而是侧重以形写声，并充分调动了视、听、触、味等多种感觉。诗中的“香”、“静”、“凉”分别从味觉、触觉着笔；即以视觉来说，就兼写了形、影、光、色、动、静。更妙的是，诗人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意象，都是蜀地特有的风光、景物、传说，用它们来描状蜀国弦声，更显得丝丝入扣，从而精确地传达出蜀国弦声独特的韵味。《蜀国弦》又不同于李贺描写音乐的另外两首名作《李凭箜篌引》和《听颖师弹琴》。那两首诗在意象的光怪陆离和意境的诡幻斑烂方面胜于《蜀国弦》，但它们都在诗中点明了演奏者、演奏的乐器，甚至写出乐器的形质；《蜀国弦》除标题外，篇中无一字提及弦，亦自有其含蓄蕴藉、诱人寻味的特色。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并为一章，《》、《》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为迎神曲,《》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神）、（山神）；③人鬼──（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的肃穆，《》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