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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秋风不知从哪里吹来,萧萧地送来了大雁一群群。
清早秋风来到庭中的树木上,孤独的旅人最先听到秋风的声音。
参考资料:
1、周显才等.檀山诗豪刘禹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14
2、梁守中等.刘禹锡诗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5-6
至:到。萧萧:形容风吹树木的声音。雁群:大雁的群体。
朝:凌晨。庭树:庭园的树木。孤客:单身旅居外地的人。这里指诗人自己。闻:听到。
诗以“秋风”为题;首句“何处秋风至”,就题发问,摇曳生姿,而通过这一起势突兀、下笔飘忽的问句,也显示了秋风的不知其来、忽然而至的特征。进一步推寻思索还暗含怨秋的意思,与李白《春思》诗“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句有异曲同工之处。秋风之来,既无影无迹,又无所不在,它从何处来、来到何处,本是无可究诘的。这里虽以问语出之,而诗人的真意原不在追根究底,接下来就宕开诗笔。
“萧萧送雁群”一句写耳所闻的风来萧萧之声和目所见的随风而来的雁群。化无形之风为可闻可见的景象,从而把不知何处至的秋风绘声绘影地写入诗篇。结合前两句诗,脱胎于屈原《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和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而可以与这两句诗合参的有韦应物的《闻雁》诗:“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但韦诗是以我感物,以情会景,先写“归思”,后写“闻雁”。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样写,“其情自深”,如果“倒转说”,就成了一般人都写得出的普通作品了。这首《秋风引》前两句所写的秋风始至、鸿雁南来,正是韦诗后两句的内容,恰恰是把韦诗倒转过来说的。它是远处落想,空际运笔,从闻雁思归之人的对面写起,就秋风送雁构思造境。至于韦诗前两句的内容,是留到篇末再写的。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把笔触从秋空中的“雁群”移向地面上的“庭树”,再集中到独在异乡、“归思方悠哉”的“楚客”,由远而近,步步换景。“朝来”句既承接首句的“秋风至”,又承接次句的“萧萧”声,不是回答又似回答了篇端的发问。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而随处存在,此刻风动庭树,木叶萧萧,则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
"孤客最先闻”诗写到这里,写足了作为诗题的“秋风”,诗中之人还没有露面,景中之情还没有点出。"孤客最先闻。”才画龙点睛,说秋风已为“孤客”所“闻”。这里,如果联系作者的另一首《始闻秋风》诗,其中“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两句,倒可以作“闻”的补充说明。当然,作为“孤客”,他不仅会因颜状改变而为岁月流逝兴悲,其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首诗主要要表达的,其实正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但妙在不从正面着笔,始终只就秋风做文章,在篇末虽然推出了“孤客”,也只写到他“闻”秋风而止。至于他的旅情归思是以“最先”两字来暗示的。如照说,秋风吹到庭树,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听到,不应当有先后之分。而惟独孤客“最先”听到,可以想见,他对时序、物候有特殊的敏感。而他如此敏感的原因。这就是对“最先闻”的解释。这些评语都称赞这一结句曲折见意,含蓄不尽,为读者留有可寻味的深度。从全诗看来,却必须说“不可闻”,才与它的苍凉慷慨的意境、高亢劲健的风格相融浃。两个结句,内容相似,一用曲笔,一用直笔,却各尽其妙。对照之下,可悟诗法。
这首诗借景抒情,主要表达的其实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随处存在,风吹树动,萧萧木叶,那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zhào),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miǎn),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gǔ)》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zhūn)》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lián),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cí)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yāng)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本站。
先生:指严光。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上九:九爻。屯:六十四卦之一。复:复除徭役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腐败,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动乱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细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倒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很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子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
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
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馀。
这首诗可以与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赠诗对比赏析: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患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同病相怜了,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并且写了这首《咏老赠梦得》一首给刘禹锡(字梦得)。刘禹锡读了白居易的诗,写了《酬乐天咏老见示》回赠:“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从白老的“咏老”诗中,看到作者的性格和行为。他们两人同在一年出生,也同享古稀高龄;而在遭际上,则大不相同,刘禹锡比白居易坎坷很多。早期,二人初入仕途,都有匡国救民之宏志。但遇到挫折后,白则本着传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旨而明哲保身。但刘则屡经坎坷而不屈不挠,直至老而不休。所以在思想上两人是同而又有别的。他们万劫余生,都享古稀高寿,晚年同在洛阳,亦官亦隐,日夕唱酬。上述两诗就是当时之作也,道出了他们各自肺腑之言。
在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人对老的态度。白居易的诗生动地揭述老人之处境和心态;而刘禹锡诗除了写老态入木三分之外,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难怪结语两句能脍炙人口,历千年而不衰了。这并不是说刘写诗技巧比白高明,而是由于诗是言志,两人对人生看法有所不同。人生观的差异,反映在文字上也就各异其趣。结果就表现为消极和积极的分歧。刘禹锡诗之前六句是对白诗的回答和补充,后六句则是对“老”的颂赞,使人读后会觉得“老”并不可怕,而更充满希望。这是诗的可贵之处,自然百读不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