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枝淡红的杏花探出墙头，而墙外的行人（作者）正伤春惆怅。</p><p>这枝杏花的样子好像跟我一样伤春惆怅，我们哪里禁受得了相逢在这春去匆匆难相留的时节？</p><p>天色已晚，寂静的树林中黄鹂鸟最先归来，春色尚早，杏花在料峭的春寒中独自绽放，却没有蜂飞蝶舞。</p><p>这时候我更怀念长安的千万株桃浓杏淡，可淡淡的暮色已经笼罩住了夕阳的光辉，整个神州一片黯淡。</p><div><p>译注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p><p>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p></div>

<p>　　诗人漂泊在外，偶然见到一枝杏花，触动他满怀愁绪和联翩浮想，写下这首动人的诗。</p><p>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宋人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名句。杏花开在农历二月，正是春天到来的时候，那娇艳的红色就仿佛青春和生命的象征。经历过严冬漫长蛰居生活的人，早春季节走出户外，忽然望见邻家墙头上伸出一枝俏丽的花朵，想到春回大地，心情无比欣喜激动。叶绍翁的诗句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可是吴融对此却别有衷怀。他正独自奔波于茫茫的旅途中，各种忧思盘结胸间，那枝昭示着青春与生命的杏花映入眼帘，却在他心头留下异样的苦涩滋味。</p><p>　　他并不是不爱鲜花，不爱春天，但他想到，花开易落，青春即逝，就是永远守着这枝鲜花观赏，也看不了得多少时间。想到这里，不免牵惹起无名的惆怅情绪。更何况自己行色匆匆，难以驻留，等不及花朵开尽，即刻就要离去。缘分如此短浅，令人倍觉难堪。</p><p>　　由于节候尚早，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的时分，一般树木枝梢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寒意，蝴蝶不见飞来采蜜，只有归巢的黄莺聊相陪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杏花，当会感到有几分孤独寂寞。这里融入诗人的身世之感，而杏花的形象也就由报春使者，转化为诗人的自我写照。</p><p>　　想象进一步驰骋，从眼前的鲜花更联想及往年在京城长安看到的千万树红杏。那一片蒙蒙的烟霞，辉映着阳光，弥漫、覆盖在神州（指中国）大地上，景象是绚丽夺目的。浮现于脑海的这幅长安杏花图，实际上代表着他深心忆念的长安生活。诗人被迫离开朝廷，到处飘零，心思仍然萦注于朝中。末尾这一联想的飞跃，恰恰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点出了他的愁怀所在。</p><p>　　诗篇借杏花托兴，展开多方面的联想，把自己的惜春之情、流离之感、身世之悲、故国之思，一层深一层地抒写出来，笔法特别委婉细腻。晚唐诗人中，吴融作为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追随者，其最大特色则在于将温李的缛丽温馨引向了凄冷清疏的一路。此篇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p>

<p>　　吴融，唐代诗人。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p>
<p>　　吴融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卒于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享年五十四岁。他生当晚唐后期，一个较前期更为混乱、矛盾、黑暗的时代，他死后三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也就走入历史了，因此，吴融可以说是整个大唐帝国走向灭亡的见证者之一。</p>
<p>　　吴融从僖宗咸通六年（865）开始参加科举，一直到龙纪元年（889 ）才中举，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登第之后的吴融仕途并不顺遂，先是随韦昭度入蜀平乱，无功而返；回到朝廷曾官至侍御史，又遭人谗言，遭贬荆南；干宁三年（896）才被召回京城，任礼部郎中，后入充翰林学士，官至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 ）不幸遇上朱全忠犯上作乱，致使吴融逃出京城，流落阌乡；天复三年（903）才再度被召回任翰林，迁承旨，最后卒于任翰林承旨一职任上。观其一生，宦海浮沉，几度受到重用，旋即被贬或流落他乡，这与晚唐动荡不安的政局，有很大的关联，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融漂泊一生，也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个性，以及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歌。</p>
<p>　　唐末的政治在朋党、宦官、藩镇同时危害之下，在位君王又多半年幼昏庸，天灾、兵祸不断，社会各种乱象、弊病丛生，对晚唐衰颓国势的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也在繁重的赋税压力下，更显艰困。民不聊生的惨况，加上政治社会的乱象，对一向细腻敏感的诗人是很具影响力的，面对政治上种种乱象的无力感，让诗人们以诗笔表达胸中不满的情绪，以诗直陈社会乱象激愤直切者，希望发挥积极讽谏的效果；消极失望者则将关心的焦点射向自身，或纵情声色或避世远祸，诗风则呈现轻巧绮丽或淡泊凄清；更有一群诗人，长期接触低下阶层民众，深知民间疾苦，自身又长年贫病交迫，诗作多奇险寒狭之风。除了政治、社会与文坛风气影响之外，与朋友的交游，往往也会影响一个人，吴融所往来的朋友，除官场上的长官、同僚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这些诗人如释贯休、皮日休、陆龟蒙、方干、韩偓等，对吴融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吴融诗歌所呈现的风貌，是丰富而多元的，他既有直指当世的讽刺之作，也有纸醉金迷的艳情之作，更有崇尚淡泊闲适或寒狭僻涩之作。吴融的诗歌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寄赠酬答」、「登临游旅」、「咏人咏物」、及「个人抒怀」四类，虽然各种题材都呈现不同的内容，表达不同的主题思想，但最特别的是，无论何种题材的创作，都多少表达了吴融在仕与隐之间的矛盾，这种左右为难的情绪，与晚唐混乱矛盾的社会，形成一种奇特的兼容现象。而吴融的艺术表现一如他的诗歌，呈现多元的写作风貌。在体式上，吴融主要创作近体律绝，其中又以七律为最，他同时兼擅各体，但数量不多；在声律方面，吴融对于平仄、用韵的要求相当精细，着重声律与诗歌内容的相辅相成，使得音节和谐雅正；在用典方面，吴融无论用事、用辞，经常援引经史，却又无陈腔滥调之失，反而能收曲折达意之功，同时能以明用、暗用、活用、反用等方法，使诗歌虽用典而不板滞；在修辞表现上，能运用迭字、色彩、对仗等手法，配合视、听等感官，使诗歌细腻而鲜活的呈现读者眼前。然历来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多囿于对晚唐诗气格卑弱，无风骚气的成见，或认为其为亡国之音，不值一谈，甚至针对吴融极少数的艳丽之作，评其靡丽，凡此种种，所论不公。吴融以其独特的诗笔，反应现实，抒写心志，在时代一片衰飒、靡丽之音中，仍不愿逃离现实，不忍弃苦难中的百姓而去，以至于处处表现矛盾、犹豫、哀伤、忧郁、淡泊等情调，而这样的情调与晚唐的时代氛围是非常相似的，如此多面相的反应时代特色的诗家，岂能简单的用「绮丽」二字评定其不足为论，而将吴融摒弃在晚唐诗歌研究之外呢！更何况吴融部分句式参差，语言俚俗浅白的一类诗作，极有可能是宋、元以降，词曲创作师法的源头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总之，吴融生在唐末乱世，诗歌也反映了整个时代风貌，作为一个从唐末接轨至宋元的桥梁式人物，绝非「绮丽」二字足以道尽，将吴融放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上，就能看到他在文学史上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及价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