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住在郊野很少与人结交往来，偏僻的里巷少有车马来往。</p><p>白天柴门紧闭，在幽静的屋子里屏绝一切尘俗的观念。</p><p>耕作之余不时到田里，把草拨开，和农民随意交往。</p><p>见面之后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p><p>田里的桑麻已经渐渐长高，我垦种的土地面积也日渐增广。</p><p>经常担心霜雪突降，庄稼凋零如同草莽。</p><div><p>参考资料：</p><p>1、彭定求等．全唐诗（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72页</p><p>2、邓安生．孟浩然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11</p><p>3、刘继才．陶渊明诗文译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43-54</p><p>4、曹明纲．陶渊明鲍照谢灵运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4-28</p><p>5、唐满先．陶渊明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26</p><p>6、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53-59</p></div>

<p>野外：郊野。罕：少。人事：指和俗人结交往来的事。陶渊明诗里的“人事”、“人境”都有贬义，“人事”即“俗事”，“人境”即“尘世”。穷巷：偏僻的里巷。鞅：马驾车时套在颈上的皮带。轮鞅：指车马。</p><p>白日：白天。荆扉：柴门。尘想：世俗的观念。这两句是说白天柴门紧闭，在幽静的屋子里屏绝一切尘俗的观念。</p><p>时复：有时又。曲：隐僻的地方。墟曲：乡野。披：拨开。这两句是说有时拨开草莱去和村里人来往。</p><p>杂言：尘杂之言，指仕宦求禄等言论。但道：只说。</p><p></p><p>霰：小雪粒。莽：草。</p>

<p>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p><p>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p><p>　　“”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p><p>　　“”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p><p>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p><p>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p><p>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p><p>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p><p>　　“”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p><p>　　“”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p><p>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p><p>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p>

<p><strong>青少年时期（28岁以前）</strong><br>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p>
<p><strong>学仕时期（29-41岁）</strong><br>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p>
<p><strong>归田时期（42-63岁）</strong> <br>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