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人生归依有常理，衣食本自居首端。</p><p>谁能弃此不经营，便可求得自心安？</p><p>初春开始做农务，一年收成尚可观。</p><p>清晨下地去干活，日落背稻把家还。</p><p>居住山中多霜露，季节未到已先寒。</p><p>农民劳作岂不苦？无法推脱此艰难。</p><p>身体确实很疲倦，幸无灾祸来纠缠。</p><p>洗涤歇息房檐下，饮酒开心带笑颜。</p><p>长沮桀溺隐耕志，千年与我息相关。</p><p>但愿能得长如此，躬耕田亩自心甘。</p><div><p>参考资料：</p><p>1、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36-138</p><p>2、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226</p></div>

<p>庚（gēng）戌（xū）岁：指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有道：有常理。固：本、原。端：始、首。</p><p>孰：何。是：此，指衣食。营：经营。以：凭。自安：自得安乐。</p><p>开春：春天开始；进入春天。常业：日常事务，这里指农耕。岁功：一年农事的收获。聊：勉强。聊可观：勉强可观。</p><p>肆：操作。肆微勤：微施勤劳。日入：日落。禾：指稻子。一作“耒（lěi）”：耒耜，即农具。</p><p>饶：多。霜露：霜和露水，两词连用常不实指，而比喻艰难困苦的条件。风气：气候。先寒：早寒，冷得早。</p><p>弗：不。此难：这种艰难，指耕作。</p><p>四体：四肢。庶：庶几、大体上。异患：想不到的祸患。干：犯。</p><p>盥濯：洗涤。襟颜：胸襟和面颜。</p><p>沮溺：即长沮、桀溺，孔子遇到的“耦而耕”的隐者。借指避世隐士。乃相关：乃相符合。</p><p>长如此：长期这样。躬耕：亲身从事农业生产。</p>

<p>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p><p>　　“”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p><p>　　“”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p><p>　　“”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p><p>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p>

<p>　　此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九月。这年陶渊明四十六岁，是他弃官彭泽令归田躬耕的第六年。在这年秋收后，他以郑重又愉快的心情创作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首诗。

</p><div class="doc-tip"><p>参考资料：</p><p>1、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226</p><p>2、林家骊 杨健.论陶渊明诗歌的理想化倾向[J].浙江学刊,2012(1):52</p></div>

<p><strong>青少年时期（28岁以前）</strong><br>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p>
<p><strong>学仕时期（29-41岁）</strong><br>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p>
<p><strong>归田时期（42-63岁）</strong> <br>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