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王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杜甫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咏田家》是聂夷中的代表作，也是晚唐诗歌创作中的艺术佳品。诗中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愤怒地控诉了形形色色的高利贷给唐末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表达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厚同情。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