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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由于他的观念狭小。好比坐在里井看天的人,说天很小,其实天并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认为仁,把谨小慎微认为义,他轻视仁义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说的道,是把他观念里的道当作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观念里的德当作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都是结合仁和义说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抛开了仁和义说的,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
自从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后,秦始皇焚烧诗书,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学派,就归入墨翟学派;不归入道学,就归入佛学。归入了那一家,必然轻视另外一家。尊崇所归入的学派,就贬低所反对的学派;依附归入的学派,就污蔑反对的学派。唉!后世的人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听从谁的呢?道家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佛家也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研究孔学的人,听惯了他们的话,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言论而轻视自己,也说“我们的老师曾向他们学习”这一类话。不仅在口头说,而且又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关于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该向谁去请教呢?
人们喜欢听怪诞的言论真是太过份了!他们不探求事情的起源,不考察事情的结果,只喜欢听怪诞的言论。古代的人民只有四类,今天的人民有了六类。古代负有教育人民的任务的,只占四类中的一类,今天却有三类。务农的一家,要供应六家的粮食;务工的一家,要供应六家的器用;经商的一家,依靠他服务的有六家。又怎么能使人民不因穷困而去偷盗呢?
古时候,人民的灾害很多。有圣人出来,才教给人民以相生相养的生活方法,做他们的君王或老师。驱走那些蛇虫禽兽,把人们安顿在中原。天冷就教他们做衣裳,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栖息在树木上容易掉下来,住在洞穴里容易生病,于是就教导他们建造房屋。又教导他们做工匠,供应人民的生活用具;教导他们经营商业,调剂货物有无;发明医药,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恩爱感情;制定礼节,以分别尊卑秩序;制作音乐,以宣泄人们心中的郁闷;制定政令,以督促那些怠惰懒散的人;制定刑罚,以铲除那些强暴之徒。因为有人弄虚作假,于是又制作符节、印玺、斗斛、秤尺,作为凭信。因为有争夺抢劫的事,于是设置了城池、盔甲、兵器来守卫家国。总之,灾害来了就设法防备;祸患将要发生,就及早预防。如今道家却说:“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只要砸烂斗斛、折断秤尺,人民就不会争夺了。”唉!这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话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没有羽毛鳞甲以适应严寒酷暑,也没有强硬的爪牙来夺取食物。
因此说,君王,是发布命令的;臣子,是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的;百姓,是生产粮食、丝麻,制作器物,交流商品,来供奉在上统治的人的。君王不发布命令,就丧失了作为君王的权力;臣子不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职责;百姓不生产粮食、丝麻、制作器物、交流商品来供应在上统治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如今佛家却说,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消除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你们相生相养的办法,以便追求那些所谓清净寂灭的境界。唉呀!他们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后,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贬斥。他们又不幸而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没有受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导。
五帝与三王,他们的名号虽然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些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同样是人类的智慧。如今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实行远古的无为而治呢?”这就好象怪人们在冬天穿皮衣:“为什么你不穿简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们饿了要吃饭:“为什么不光喝水,岂不简单得多!”《礼记》说:“在古代,想要发扬他的光辉道德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他的国家,一定要先整顿好他的家庭;要整顿好他的家庭,必须先进行自身的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必须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须先使自己具有诚意。”可见古人所谓正心和诚意,都是为了要有所作为。如今那些修心养性的人,却想抛开天下国家,灭绝天性,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当作君上,做百姓的不做他们该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对于采用夷狄礼俗的诸侯,就把他们列入夷狄;对于采用中原礼俗的诸侯,就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论语》说:“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国的没有君主。”《诗经》说:“夷狄应当攻击,荆舒应当惩罚。”如今,却尊崇夷礼之法,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那么我们不是全都要沦为夷狄了?
我所谓先王的政教,是什么呢?就是博爱即称之为仁,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赖外界的叫做德。讲仁义道德的书有《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体现仁义道德的法式就是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它们教育的人民是士、农、工、商,它们的伦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们的衣服是麻布丝绸,它们的居处是房屋,它们的食物是粮食、瓜果、蔬菜、鱼肉。它们作为理论是很容易明白的,它们作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就能和顺吉祥;用它们来对待别人,就能做到博爱公正;用它们来修养内心,就能平和而宁静;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人活着就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死了就是结束了自然的常态。祭天则天神降临,祭祖则祖先的灵魂来享用。有人问:“你这个道,是什么道呀?”我说:“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所说的道家和佛家的道。这个道是从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继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扬雄,从中选取过一些但选得不精,论述过一些但并不全面。从周公以上,继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继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那么,怎么办才能使儒道获得实行呢?我以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平民的住宅。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使鳏寡孤独、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
2、金霞;浅论唐代后期婚姻的特点[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03期
3、崔钟雷(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年10月:10
宜:合宜。《礼记·中庸》:“义者,宜也。”之:往。煦煦(xǔ许):和蔼的样子。这里指小恩小惠。孑孑(jié洁):琐屑细小的样子。
黄老:汉初道家学派,把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共同尊为道家始祖。杨:杨朱,战国时哲学家,主张“轻物重生”、“为我”。墨:墨翟,战国初年的思想家,主张“兼爱”、“薄葬”。《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污(wū污):污蔑,诋毁。诞:荒诞。自小:自己轻视自己。云尔:语助词,相当于“等等”。关于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及《孔子家语·观周》都有记载。
四:指士、农、工、商四类。六:指士、农、工、商,加上和尚、道士。资:依靠。焉:代词,指做生意。
宫室:泛指房屋。宣:宣泄。湮(yān烟)郁:郁闷。强梗:强暴之徒。符:古代一种凭证,以竹、木、玉、铜等制成,刻有文字,双方各执一半,合以验真伪。玺(xī西):玉制的印章。斗斛:量器。权衡:秤锤及秤杆。
其:指佛家。而:尔,你。下同。“清净寂灭”:佛家以离开一切恶行烦扰为清净。《俱舍论》卷十六:“诸身语意三种妙行,名身语意三种清净,暂永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寂灭:梵语“湼盘”的意译。指本体寂静,离一切诸相(现实世界)。《无量寿经》:“超出世间,深乐寂灭。”三代:指夏、商、周三朝。黜(chù处)贬斥。
其:指道家。传(zhuàn撰):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称“传”。这里的引文出自《礼记·大学》。天常:天性。夷:中国古代汉族对其他民族的通称。
进:同化。经:指儒家经典。二句出自《论语·八佾》。引文见《诗经·鲁颂·閟宫》。戎狄:古代西北方的少数民族。膺:攻伐。荆舒:古代指东南方的少数民族。几何:差不多。胥:沦落。郊:郊祀,祭天。假:通“格”,到。庙:祭祖。文:周文王姬昌。武: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孟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孔子再传弟子,被后来的儒家称为“亚圣”。荀: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末年思想家、教育家。扬:扬雄(约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汉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庐:这里作动词。其居:指佛寺、道观。鳏(guān关):老而无妻。独:老而无子。庶乎:差不多、大概。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zī)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míng)搜。仰穿龙蛇窟(kū),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xī)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jīng)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yú)舜(shùn),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yàn)昆仑丘。
黄鹄(hú)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慈恩寺塔高超出穹庐似的青天之外,强劲的风吹得没有休止的时候。假若没有心胸开阔之人的胸怀,登上此楼反而会触景生情,生出许多忧愁。
登上慈恩寺塔极目远驰,方知佛教的威力之大,足可以构思佳作,探寻胜境。仰面穿过弯曲的磴道,方才走出支木交错的暗处,终于登上顶层。
夜间在塔上仰观北斗七星好像在塔的北窗口,耳边仿佛听到银河的水声向西流动。白日登塔仰视天空,那羲和鞭赶太阳迅速西进,秋神少昊给人间带来了清秋。
俯看终南诸山忽若破碎成块,泾渭之水清浊也难以分辨。从上往下一眼望去,只是一片空蒙,哪还能辨出那里是都城长安呢?
回过头去呼唤一代英主虞舜大帝,只见虞舜的寝陵苍梧之地正生起一片愁云。痛惜啊!当年穆王与王母在昆仑瑶池饮酒作乐,竟然喝到夜幕降临到昆仑山头。
黄鹄不停地一个个远走高飞,哀哀鸣叫不止,不知前去投向何方。你们看那些追阳逐暖的群雁,各自有着谋取稻梁的术算。
参考资料:
1、彭定求等.全唐诗(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11
2、周振甫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28-430
3、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245-246
标:高耸之物。高标:指慈恩寺塔。苍天:青天。天:一作“穹”。烈风:大而猛的风。休:停息。旷士:旷达出世的人。旷:一作“壮”。兹:此。翻:反而。
象教:佛祖释迪牟尼说法时常借形象以教人,故佛教又有象教之称。佛塔即是佛教的象征。足:一作“立”。冥搜:即探幽。龙蛇窟:形容塔内磴道的弯曲和狭窄。出:一作“惊”。枝撑:指塔中交错的支柱。幽:幽暗。
七星:北斗七星,属大熊星座。北户:一作“户北”。河汉:银河。羲和:古代神话中为太阳驾车的神。鞭白日:言日行之快,如鞭促赶。少昊:古代神话中司秋之神。
秦山:指长安以南的终南山,山为秦岭山脉一部分,故云秦山。破碎:终南诸峰,大小错综,登高眺望,山峦如破碎。泾渭:泾水和渭水。不可求:难辨清浊。但:只是。一气:一片朦胧不清的样子。焉能:怎能。皇州:京城长安。
虞舜:虞是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即有虞氏,舜为其领袖,故称虞舜。苍梧:这里用以比拟葬唐太宗的昭陵。饮:一作“燕”。晏:晚。
黄鹄:即天鹅,善飞,一举千里。去不息:远走高飞。随阳雁:雁为候鸟,秋由北而南,春由南而北,故称。此喻趋炎附势者。稻粱谋:本指禽鸟觅取食物的方法,此喻小人谋取利禄的打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诗一开头就出语奇突,气概不凡。不说高塔而说高标,使人想起左思《蜀都赋》中“阳鸟回翼乎高标”句所描绘的直插天穹的树梢,又使人想起李白《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句所形容的高耸入云的峰顶。这里借“高标”极言塔高。不说苍天而说“苍穹”,即勾画出天像穹窿形。用一“跨”字,正和“苍穹”紧联。天是穹窿形的,所以就可“跨”在上面。这样夸张地写高还嫌不够,又引出“烈风”来衬托。风“烈”而且“无时休”,更见塔之极高。“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二句委婉言怀,不无愤世之慨。诗人不说受不了烈风的狂吹而引起百忧,而是推开一步,说他自己不如旷达之士那么清逸风雅,登塔俯视神州,百感交集,心中翻滚起无穷无尽的忧虑。当时唐王朝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对烈风而生百忧,正是感触到这种政治危机所在。忧深虑远,为其他诸公之作所不能企及。
接下去四句,抛开“百忧”,另起波澜,转而对寺塔建筑进行描绘。“方知”承“登兹”,细针密线,衔接紧凑。象教即佛教,佛教用形象来教人,故称“象教”。“冥搜”,意谓在高远幽深中探索,这里有冥思和想象的意思。“追”即“追攀”。由于塔是崇拜佛教的产物,这里塔便成了佛教力量的象征。“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极赞寺塔建筑的奇伟宏雄,极言其巧夺天工,尽人间想象之妙。写到这里,又用惊人之笔,点明登塔,突出塔之奇险。“仰穿龙蛇窟”,沿着狭窄、曲折而幽深的阶梯向上攀登,如同穿过龙蛇的洞穴;“始出枝撑幽”,绕过塔内犬牙交错的幽暗梁栏,攀到塔的顶层,方才豁然开朗。此二句既照应“高标”,又引出塔顶远眺,行文自然而严谨。
诗人站在塔的最高层,宛如置身天宫仙阙。“七星在北户”,他眼前仿佛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河汉声西流”,耳边似乎响着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银河既无水又无声,这里把它比作人间的河,引出水声,曲喻奇妙。二句写的是想象中的夜景。接着转过来写登临时的黄昏景色。“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交代时间是黄昏,时令是秋季。羲和是驾驶日车的神,相传他赶着六条龙拉着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跑。作者在这里驰骋想象,把这个神话改造了一下,不是六条龙拉着太阳跑,而是羲和赶着太阳跑,他嫌太阳跑得慢,还用鞭子鞭打太阳,催它快跑。少昊,传说是黄帝的儿子,是主管秋天的神,他正在推行秋令,掌管着人间秋色。这两句点出登临正值清秋日暮的特定时分,为下面触景抒情酝酿了气氛。
接下去写俯视所见,从而引起感慨,是全篇重点。“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结合登塔所见来写,在写景中有所寄托。在平地上从终南山和秦岭望过去,只看到秦山青苍的一片,而在塔上远眺,则群山大小相杂,高低起伏,大地好像被切成许多碎块。泾水浊,渭水清,然而从塔上望去分不清哪是泾水,哪是渭水,清浊混淆了。再看皇州(即首都长安),只看到朦胧一片。这四句写黄昏景象,却又另有含意,道出了山河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这正和“百忧”呼应。《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杜甫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有百忧的感慨。
以下八句是感事。正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所以追思唐太宗时代。“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塔在长安东南区,上文俯视长安是面向西北,诗人南望苍梧,所以要“回首”。唐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受内禅,所以称虞舜。舜葬苍梧,比太宗的昭陵。云正愁,写昭陵上空的云仿佛也在为唐朝的政治昏乱发愁。一个“叫”字,正写出杜甫对太宗政治清明时代的深切怀念。下二句追昔,引出抚今:“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瑶池饮,这里借指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饮宴,过着荒淫的生活。日晏结合日落,比喻唐朝将陷入危乱。这就同秦山破碎四句呼应,申述所怀百忧。正由于玄宗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李排抑贤能,所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贤能的人才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排斥,只好离开朝廷,像黄鹄那样哀叫而无处可以投奔。最后,诗人愤慨地写道:“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指斥那样趋炎附势的人,就像随着太阳温暖转徙的候鸟,只顾自我谋生,追逐私利。
全诗有景有情,寓意深远。钱谦益认为此诗言天下将乱,宴乐不可以为常,这就说明了全篇旨意。正因为如此,这首诗成为诗人前期创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