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p><p>蝉声远传是因为蝉居在高树上，而不是依靠秋风。</p><div><p>参考资料：</p><p>1、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7月</p><p>2、王兆鹏，郭红欣主编,唐宋诗词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第4页</p></div>

<p>垂緌：古人结在颔下的帽缨下垂部分，蝉的头部伸出的触须,形状与其有些相似。清露：纯净的露水。古人以为蝉是喝露水生活的，其实是刺吸植物的汁液。流响：指连续不断的蝉鸣声。疏：开阔、稀疏。</p><p>藉：凭借。</p>

<p>　　诗人笔下的蝉是人格化了的蝉。三、四句借蝉抒情：品格高洁者，不需借助外力，自能声名远播。</p><p>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p><p>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p><p>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p><p>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p>

<p>　　李世民夺位李渊后，虞世南任弘文馆学士，成为重臣，但从不傲慢，踏实勤奋，使得李世民对其称赞有加，深得赏识，于是常邀他参加一些典礼活动。一天，李世民起了雅兴，邀请弘文馆学士们共赏海池景色，谈诗论画，李世民询问大家是否有新的诗歌作品，虞世南便诵读出该诗。</p><div class="doc-tip"><p>参考资料：</p><p>1、[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7月</p></div>

<p>　　虞世南身体文弱，博闻强识。少年时与兄虞世基一起拜博学广识的顾野王为师。十余年勤学不倦，学到紧要处，累旬不盥栉。尤喜书法，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友善。智永精王羲之书法，虞世南在智永的精心传授下，妙得其体，圆融遒丽，外柔内刚，继承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传统。他与当时的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优者。他写的《孔子庙堂碑》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唐太宗非常喜爱虞世南的字，并经常临写。相传有一天，唐太宗书“戬”字，但戈字还没有写好，正好虞世南进见，即提笔补写了一个“戈”字。唐太宗将两人合写的“戬”字给魏征看，说：“朕学世南，尚近似否? ”魏征看后说：“戈字颇逼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道：“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虞世南一生经历了南朝的陈、隋和初唐三个时代。陈文帝知世南博学，召为法曹参军。陈朝灭亡，与兄世基同入长安，做了隋朝秘书郎，后迁起居舍人。当时世基任内史侍郎，权倾当朝，荣华无比，妻子所用被服，尤胜王侯。虞世南虽与世基同住，仍以勤俭务本。隋灭后，李世民闻虞世南之名，引为秦府参军，又授宏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文翰，后来又担任著作郎。一次，唐太宗想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没有临本，虞世南在朝堂上一口气默写出来，不错一字，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p>
<p>　　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当政得失，直言敢谏。他多次讽劝唐太宗要勤于政事，并以古帝王为政得失，论证利弊。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陇右山崩，唐太宗问“天变”。世南以晋朝以来历次山崩为例，说：“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隆下勿以功高古人以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唐太宗听后敛容反省。他一再劝阻唐太宗筑陵墓厚葬，使唐太宗有所收敛。他还严正劝阻唐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这些都对当时的“贞观之治”起着积极的作用。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你们如果都像虞世南那样刚正忠烈，天下何忧不理。”</p>
<p>　　虞世南年逾古稀后，屡次上表求退，不许，被封为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五月壬申（二十五）日（7月11日）卒于长安，享年八十岁。唐太宗十分悲伤，痛哭流涕，说：“虞世南对我忠心一体，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我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廷上下，无复人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都尚书，谥文懿。太宗还命画图象挂在宫中凌烟阁。</p>
<p>　　唐太宗曾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的书法代表作是正书碑刻《孔子庙堂碑》，还编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类书《北堂书钞》共一百六十卷，摘录了唐初能见到的各种古书。这些古书如今大多失传了，但《北堂书钞》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死后，将慈溪鸣鹤镇故宅改建定水寺，寺内有虞世南画像。他的子孙便迁居长安去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