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客韵 其一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二句突兀而起，立一诗总纲。“倦”、“难”二字最耐咀嚼，伏下了贯穿始终的主脉。诗人对日复一日的水行客宿已经厌倦，何以厌倦？因为风潮难于一一具说；亦即变幻不定，莫可理究，凶险难测。看来这是说的此行观感，推而广之，则又是多年旅程颠沛的总结；深而究之，更为隐隐仕仕，是是非非，宦海风波在诗人心中投下的阴影。“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承“难具论”写彭蠡水势：波涛奔流，时而遇到洲岛，立刻遽分两股，急转猛合，又冲撞到岸崖之上，崩起重重雪浪，更凝聚起来，奔流而下，这凶险的水势，是所以为“难”的注脚，也传达出诗人烦扰起伏的不平心声。

　　五、六句笔势陡转，忽开清景，说沿途，有时乘月夜游，湿露而行，聆听那哀怨的猿啼，赏玩那芳草的浓香；有时则晨起远眺，只见近处晚春秀野，碧绿无际，远处苍岩高峙，白云朵朵，似同屯聚在峰顶上一般。一昏一朝似是两幅恬静的美景；然而果真如此吗？七、八句剔出了它们的内涵。“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原来静景并不表现诗人心情的平静，他只是想凭借与寥夜清晨静景的对晤，来参透这“难具论”的冥冥之理。但是日日夜夜，朝朝昏昏，百思千索，依然只是个“难具论”。于是他感慨万千，再也不耐静思默想。他攀登悬崖，登上了浔阳城旁庐山之东的石镜山；牵萝扳叶，穿过四十里夹路青松，进入了湖中三百三十里的松门山顶。访异探秘，登高远望，企望灵踪仙迹能照彻他心中的疑难，东去江流能启迪他纷乱的理智。然而三江九派，先哲的记载，已都成难以追寻的故事；沧海桑田，何以有这千变万化的自然之理，更难以认真考究。郭景纯的《江赋》曾说长江“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魂”，又说江神所居“金精玉英填其里，瑶珠怪石琗其表”。然而现在，灵物异人固已惜其珍藏，秘其精魂；金膏仙药，温润水玉，更早已灭其明光，辍其流温。“天地闭，贤人隐”，对于这颠颠倒倒，是非莫明的一切，诗人再也“倦”于寻究，于是他奏起了愤懑哀怨的《千里别鹤》古琴曲。“黄鹤一远别，千里顾徘徊”，是到了永作归隐决计的时候了，但是心中的一点情愫又不能够真正泯去。心潮催动着他紧拔快弹，企望让琴音来一洗烦襟。突然断弦一声，万籁俱寂，唯有那无尽愁思在江天回荡。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