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嘉祐六年寒冬的十二月，我刚上任便去孔庙拜鲁叟。</p><p>旧时听说的石鼓今天见到了，鼓文雄奇有力如蛟似蛇走。</p><p>细看石鼓文字模糊好象指画肚，想读出声来又是那么难上口。</p><p>好古的韩退之慨叹自己生得迟，何况我又在韩公百年后。</p><p>强去寻找石鼓文的偏旁推敲点画，只认得一二还剩下八九。</p><p>终于认出了“我车既攻马亦同”，又辨认出“其鱼维鱿贯之柳”。</p><p>好象在纵横成堆的古玩器中识得古鼎，又象那错落的众星辰中辨出了北斗。</p><p>多半模糊得象疮痕和手掌老茧，形体不全尚能辨认出足跟与臂肘。</p><p>那么象娟娟的月牙隐入云雾，又真象好苗秃秃埋进深草里。</p><p>石鼓四处漂流历经百战还偶然幸存，不知它独立千载与谁作朋友。</p><p>上可与轩辕、颉帝古文奇字抗礼，下可把李冰阳和李斯的小篆哺育。</p><p>追忆昔日的鸿雁是歌周宣王名篇，当年太史籀用大篆来改变古文蝌蚪。</p><p>人心厌恶厉王、夷王之乱思圣贤，周室中兴天生了辅佐周王众耆耆。</p><p>他们东征徐虏象勇猛的强虎咆哮，北伐降伏犬戎多象轻易地驱使走狗。</p><p>周穆王征战犬戎得四狼四鹿而归，连连赐方叔、召虎以玉器斗酒。</p><p>每因军中击响犬小鼓而思将帅功绩，岂能敲击军鼓而烦劳瞎眼的礞瞍。</p><p>何人曾作《崧高》歌颂周王功业，写此文的作者名声应如衡山岣嵝。</p><p>勋功极大而又不矜夸居功占为已有，手下的文臣武将又那么的老实忠厚。</p><p>周王留下的石鼓文寻不到年岁甲乙，那里还有名字记载着谁或某。</p><p>自从周王衰退更叠七国相继灭亡，竟然使一统的泰国积有九有之师。</p><p>秦朝扫除诗书崇尚暴虐的法律。放弃了祭祀祖先的器具用上鞭枉。</p><p>当年是何人辅佐暴君秦始皇帝？上蔡公子李斯牵着害民的黄狗。</p><p>登山刻石想记下自己功勋著烈，真个是后无继人前也不能成偶。</p><p>都说秦皇巡视被他占领的四个国家，烹灭了强暴说是他解救了黔首。</p><p>连《六经》也化作了灰尘，真担心石鼓文也在当年遭到击剖。</p><p>传说九鼎之一沉沦在泗水河里，想让万民沉入水底去摸取。</p><p>暴君即使用尽了众多的人力，神物也不会染上秦国的污垢。</p><p>当时真不知石鼓到何处去避厄运，无奈何天工令神鬼把石鼓把守。</p><p>人世兴亡多变而石鼓依然自闲，那些大富大贵们不朽也只有一朝。</p><p>细细思量万物事理而坐着叹息，人生怎么才能与石鼓那样长寿？</p><div><p>参考资料：</p><p>1、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314-319</p><p>2、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6-19</p><p>3、孙凡礼刘尚荣．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9-12</p></div>

<p>辛丑：指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鲁叟：指孔子。</p><p>郁律：屈曲的样子。</p><p>画肚：据说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学书法时，常用手指在腹上划写。</p><p>韩公：唐韩愈。</p><p>“强寻”二句：勉强辨认偏旁，推断其笔画，也只能辨认出其十分之一、二，其它大部分推断不出来。</p><p></p><p>名斗：辨认出北斗。</p><p>瘢：疮伤好了之后皮肤留下的斑。胝：手掌或脚掌上因劳动或走路等摩擦而生成的硬皮。跟肘：脚跟和手肘。</p><p>娟娟：姣好的样子。濯濯：形容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木。此处指遍地是莠草而没有禾苗，秀：挺拔，突出。稂莠，莠草。稂，古书上指狼尾草。</p><p>百战：众多的战乱。</p><p>轩颉：轩辕（即黄帝）、仓颉。相传仓颉是中国汉文字的始创者，观鸟迹而创文字。唯诺，互相应答之声。此句指石鼓文字与上古苍颉创造的文字同声相求。揖，揖让。冰斯，李阳冰与李斯。李阳冰，唐代书法家，擅长篆书。李斯，秦始皇时丞相，曾取籀文（大篆）简省笔画，作小篆，彀（gòu）毂（gǔ）：彀，待哺食的雏鸟；毂，哺乳。此句谓篆文与石鼓文字一脉相承。</p><p>周宣：周宣王。鸿雁：《诗经·小雅》篇名，旧注说《鸿雁》一篇是歌颂周宣王使离散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政绩的。籀史：指周宣王时的史籀，史籀作大篆，俗称蝌蚪文。</p><p>生耆耈：使老年人得以安生。</p><p>徐虏：指春秋时东方的诸侯小国徐国。阚：虎怒吼的声音。航虎：虎。犬戎：春秋时西北方少数民族。随指嗾：使其服贴，听从指挥。</p><p>象胥：周代官名，执掌各方少数民族。杂沓：指各方来进贡的少数民族纷纷而至。方召：方叔、召虎，周宣王时大臣，曾先后出征，建立战功，为宣王所赏识。圭：玉制手版。卣：铜制酒器。联翩：连续不断，前后相接。</p><p>鼓鼙：擂动战鼓。考击：敲击，指敲打乐器。蒙叟：指盲人乐师。</p><p>崧高：《诗经·大雅》篇名，旧注说是尹吉甫所作，颂扬周宣王功高如崧（嵩）山。斯文：指石鼓文。齐：等同。岣嵝：衡山的主峰，在今湖南省衡山市西，相传大禹在此得到金简玉书。</p><p>至大：极大。矜伐：夸矜，骄傲。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未远：指周宣王距离周文王、武王时代不远。</p><p></p><p>周衰：周王室衰落。更：变更。七国：指战国时燕、赵、韩、魏、齐、楚、秦七国。九有：九州。有，通“域”，此指秦国统一天下。</p><p>埽除诗书：指秦始皇焚烧天下之书事。诵法律：指实行严酷的法律统治。俎豆：古代祭祀用的器具。陈鞭木丑：陈列刑具。杻，手铐。后句指秦朝抛弃礼仪文治，而施用严刑处罚。</p><p>祖龙：指秦始皇赢政。上蔡公子：指李斯。</p><p>登山刻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断巡行各地，到处刻石勒铭，夸示其功绩。</p><p>四国：秦始皇登上邹峄、琅琊、之罘、碣石诸山，此四处地方春秋战国时分属邹、齐、鲁、燕四国。黔首：指老百姓。秦始皇登之罘山刻石，辞中有“烹灭强暴，振救黔首”之句。</p><p>六经：指《诗》、《书》、《易》、《礼》、《春秋》、《乐》。《乐》经今已佚。委灰尘：指被秦始皇焚毁。击掊：击破。</p><p>九鼎：相传大禹所铸，象征九州之地，历代相传，奉为传家宝，后沉于泗水。下文“神物”也指九鼎。</p><p>污秦垢：染上秦国的污垢。</p><p>无乃：莫非。天工：造化的功能。</p><p></p><p>物理：事物之道理。</p>

<p>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p><p>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在目。</p><p>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p><p>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在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在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p><p>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在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p><p>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p><p>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p><p>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在，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p>

<p>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登仕途，签判凤翔（今属陕西）。作者初到风翔府，拜谒孔庙，观看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嘉祐八年作《凤翔八观》八首，诗序中有“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的说法。《石鼓歌》是这一组诗的第一首。

</p><div class="doc-tip"><p>参考资料：</p><p>1、缪钺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314-319</p></div>

<p><strong>早年经历<br></strong>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p>
<p><strong>进京应试<br></strong>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p>
<p><strong>名动京师<br></strong>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p>
<p><strong>自请出京<br></strong>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p>
<p><strong>乌台诗案<br></strong>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p>
<p>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p>
<p><strong>被贬黄州<br></strong>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p>
<p><strong>东山再起<br></strong>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p>
<p>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p>
<p><strong>筑建苏堤<br></strong>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p>
<p>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p>
<p><strong>流落儋州<br></strong>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p>
<p>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p>
<p><strong>最后结局<br></strong>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