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有寿吾句云『先生百岁再求句小小无牙却有诗』其情可感诗以谢之并贺生辰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正因为林黛玉的风雅是故意做出来的，她实际上耐不住寂寞。所以，在《问菊》中，她大倒这方面的苦水：“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又自作多情地问菊花：“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其实，这正是她自己耐不住冷清的写照。若依菊花之本性，人家本来就是顺应秋之时节而生的。若怕寂寞，何必开于秋时？当事人只需像宝钗那样为菊的到时未开而怅叹（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或者把菊的形象留下以作永远的纪念（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即可，何必在人家正常开放的时节，问人家有没有寂寞相思呢？林黛玉所写的三首诗被评为菊花诗最佳。其中《咏菊》第一，此诗第二。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表现她的诗才出众，就不会在前面咏白海棠时要让宝钗“压倒群芳”，在后面讽和螃蟹咏时却又称宝钗之作为“绝唱”。原来作者还让所咏之物的“品质”去暗合吟咏它的人物。咏物抒情，恐怕没有谁能比黛玉的身世和气质更与菊相适合的了。一般的咏菊诗主调就是：一、自命清高；二、孤独寂寞；三、标榜遁世。菊花这个题材，又特别适合表现这些主题。原因是，菊花是秋花，既然傲立霜雪，又孤独绽开（没有跟众多的春花一起开），特别适合失意的文人自比：瞧，我虽然失意，享受不了繁华，可我照样是精神上的贵族——你不用我，我就学陶渊明隐居去。因此，曹雪芹让林黛玉夺魁菊花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林黛玉就是这种求之不得而怨的小文人的代表。

　　总而言之，林黛玉的清高正如这些菊花诗一样，是刻意装出来的。是在明知“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的情形下，而刻意效仿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抒发自己小文人式的对世俗名位的求之不得的哀怨，并同时博取清高的美名和旁人的同情。因此，一遇到真正能考验她能够取法陶令的时候，她就丢下这些“孤标傲世偕谁隐”、“满纸自怜题素怨”的标榜而不管，一个劲地去高歌“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