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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本站。
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 休：美。皇：通“遑”，闲暇。有：通“又”。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圣达有去就，潜(qián)光愚其德。
鱼与龙同池，龙去鱼不测。
当时版筑辈，岂知傅(fù)说(yuè)情。
一朝和殷羹(gēng)，光气为列星。
伊尹生空桑，捐庖(páo)佐皇极。
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
三年帝道明，委质终辅翼。
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
时命或大缪(miù)，仲尼将奈何。
鸾凤忽覆巢，麒麟不来过。
龟山蔽鲁国，有斧且无柯。
归来归去来，宵济越洪波。
圣达之人或隐或显，喜欢晦光韬迹，莫辨智愚。
鱼龙同池，鱼知道何时龙将飞去？
当时和傅说一起打工的人，知道他日后会腾达吗？
可是当他遇到殷朝武丁的赏识以后，不是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气冲斗牛吗？
伊尹据说是生于桑树间的，来历不明，寄养在厨房师傅那里，长大以后也能辅佐殷朝啊！
当太子当皇帝以后道德败坏，伊尹照样把他禁闭在铜宫中，自己毫无愧色担当起摄政的责任。
三年以后，太子改邪归正，伊尹又重新立他为帝，而自己仍旧发誓担负辅翼的角色。
这是件多么脍炙人口的事情，留下了万古英名。
当时运太背的时候，孔夫子也是没有办法的。鸾凤忽，麒麟不来过。凤凰的巢穴也会颠覆，麒麟也不到来，喝水都塞牙。
小人蒙蔽君王，就像龟山的阴影蒙蔽鲁国一样，有才无权位，能起什么作用呢？
还不如归来，隐居山林，等待时机。
参考资料：
1、管士光．李白诗集新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487-488
2、王新龙．李白文集3．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133-134
3、余嫦英．铜都历代诗词集注（铜陵文史资料第10辑）．铜陵：铜陵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铜陵市地方志办公室，1994：15
4、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9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圣达：才智高超的人。就：归、趋、从。潜光：指避世。愚其德：有德而其貌若愚。
鱼与龙：鱼，喻一般人。龙，喻圣达。
傅说情：傅说操筑于傅岩，殷高宗得之，命为相，致殷中兴。
和殷羹：这是殷高宗命傅说作相之词，说他是国家极需要的人。为列星：相传傅说死后，其精神“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捐庖佐皇极：《史记·殷本纪》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汤任以国政，致于王道。
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宫，以使其悔过。桐宫，位于商汤墓附近。
三年帝道明，委质终辅翼：《史记》：“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此二句说太甲三年后悔过改善，伊尹将其接回，重新掌管政权，自己继续辅佐。
则：法则、榜样。
时命或大缪（）：谓命运不济，生不逢时。命，命运。缪，差错。仲尼：孔子的字。鸾(luán)凤忽(cháo)，麒麟不来过。鸾凤忽覆巢，麒麟不来过：《孔子家语》：“孔子自卫入晋，至河，闻赵简子杀窦犨鸣犊、舜华，乃临河而叹曰：‘丘闻之，刳胎杀夭，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凤皇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也。’遂还，息于陬。”
龟山：在充州泗水县东北七十里。
宵济：夜渡。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伊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伊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伊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