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梅用东坡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原韵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　　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则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其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以如椽大笔，淋漓泼墨，勾勒出巴蜀层峦叠嶂的群山、无数险峻深邃的岩壑、高耸云天的林木，同时还有一片杜鹃热闹如沸的啼鸣，使万壑千岩为之振响。如同展开一卷气势磅礴的山水画，令人为之一振。紧接着的“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更扣紧蜀地山高林密、雨水充沛的特点，先描绘深山冥晦，千岩万壑中晴雨参半的奇景，再绘出雨中山间道道飞泉，悬空而下。诗人远远望去，泉瀑就如同从树梢上倾泻下来似的。这里生动地表现出远处景物互相重叠的错觉。诗人以画家的眼睛观察景物，运用绘法入诗，将三维空间的景物叠合于平面画幅的二维空间，若将最远处、高处的泉瀑画在稍近、稍低的树梢上。

　　由此，就表现出山中景物的层次、纵深、高远，使画面富于立体感，把人带入一个雄奇、壮阔而又幽深、秀丽的境界。这一联的“山中”承首联的“山”，“树杪”承应首联的“树”，连接紧凑，天然工巧。无怪乎清代诗人王士禛击节称赞这四句诗，“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带经堂诗话》卷十八）。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蜀地产芋，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最后两句，运用有关治蜀的典故。“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泰然无为。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之淳，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送梓州李使君》作为一首送别诗来看，它的艺术构思新颖奇特。诗中没有一句涉及送别之时、之地、之情、之事，全篇都是描绘巴蜀的山水、风情和民事。然而读后深思，就会发觉此诗紧紧围绕李氏即将赴任的梓州步步展开，层层深入，全诗融注着诗人对李氏欣羡、期望、劝勉的一腔真情，前后融会贯通，结构谨严缜密。前两联描绘巴蜀雄秀山川风光，景因情生，流露出诗人对梓州风光的热烈向往，对李氏即将前往赴任的无限欣羡。第三联有极强的概括力，既表现了蜀地的物产、民风，也说明蜀地僻远经济落后，人民穷困而且缺乏教化，这就含蓄地提醒李使君，治蜀并非易事，而是任重道远。这一联还为尾联埋下伏笔，使诗人劝勉李使君的话更显得切实而不空洞。尾联则顺势而下，勉励李使君以汉代蜀郡太守文翁为榜样，在梓州重施教化，翻新吏治，大展宏图。诗人以文翁来比李使君，用典贴切，切人，切事，切地，又能借以传达出自己真诚、殷切的期望之意，可谓用典妙笔。

　　诗写送别，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浮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格调高远，爽利明快，在唐人送别诗中，堪称是一首构思别开生面、思想境界高远、读后令人振奋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