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乙巳南郊庆成二首

　　李白的律诗，不屑为格律所拘束，而是追求古体的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是诗坛上的一段佳话。二人彼此结识，固然不乏饮酒唱和、携手邀游的乐趣，但是至为重要的，则是在追求情感的和谐一致，寻求灵性飘逸的同伴和知音。史载孟浩然曾隐鹿门山，年四十余客游京师，终以“当路无人”，还归故园。而李白竟亦有类似的经历。他少隐岷山，又隐徂徕山.后被玄宗召至京师，供奉翰林。终因小人谗毁，被赐金放还。的确，笑傲王侯，宏放飘然，邈然有超世之心，这便是两位著名诗人成为知交的根本原因。这首诗就是二人友谊的见证。

　　首先看其章法结构。首联即点题，揭出“吾爱”二字，亲切挚恳，言由心出，一片真情掩蔽全篇，抒发了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之情。“孟夫子”，点出所爱之人，扣紧题目。孟浩然比李白长十二岁，年岁既长，襟怀磊落，生性潇洒，诗才又特出，自然令李白仰慕钦敬，所以才以“夫子”相称。“夫子”非章句腐儒，那是作者鄙夷不耻的。这是对孟浩然倜傥旷放生涯的赞誉，果然，下面使补充道：“风流天下闻”。一个“爱”字是贯串全诗的抒情线索。“风流”指浩然潇洒清远的风度人品和超然不凡的文学才华。这一联提纲挈领，总摄全诗。到底如何风流，就要看中间二联的笔墨了。

　　中二联好似一幅高人隐逸图，勾勒出一个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作者集中笔墨刻画这位儒雅悠闲的“孟夫子”形象：“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红颜”对“白首”，当是概括了孟浩然漫长的人生旅程，“轩冕”对“松云”，则象征着仕途与隐遁,象征着富贵与淡泊.前者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边是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一边是高人隐士的松风白云，浩然宁弃仕途而取隐遁，通过这一弃一取的对比，突出了他的高风亮节。“白首”句着一“卧”字，活画出人物风神散朗、寄情山水的高致。如果说颔联是从纵的方面写浩然的生平，那么颈联则是在横的方面写他的隐居生活。在皓月当空的清宵，他把酒临风，往往至于沉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流连忘返。颔联采取由反而正的写法，即由弃而取，颈联则自正及反，由隐居写到不事君。纵横正反，笔姿灵活。

　　中二联是在形象描写中蕴含敬爱之情，尾联则又回到了直接抒情，感情进一步升华。浩然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已写得如此充分，在此基础上将抒情加深加浓，推向高潮，就十分自然，如水到渠成。仰望高山的形象使敬慕之情具体化了，但这座山太巍峨了，因而有“安可仰”之叹，只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品格拜揖。这样写比一般地写仰望又翻进了一层，是更高意义上的崇仰，诗就在这样的赞语中结束。

　　其次诗在语言上也有自然古朴的特色。首联看似平常，但格调高古，萧散简远。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调来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种风神飘逸之致，疏朗古朴之风。尾联也具有同样风调。中二联不斤斤于对偶声律，对偶自然流走，全无板滞之病。谢榛《四溟诗话》曾谓，“红颜”句与“迷花”句，“两联意颇相似”，其中运用“互体”，耐人寻味：“弃轩冕”、“卧松云”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样写，在自然流走之中又增加了摇曳错落之美。诗中用典，融化自然，不见斧凿痕迹。如“中圣”用曹魏时徐邈的故事，他喜欢喝酒，将清酒叫作圣人，浊酒叫作贤人，“中圣”就是喝醉酒之意，与“事君”构成巧妙的对偶。“高山”一句用了《诗经·小雅·车舝》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典故，后来司马迁又在《孔子世家》中用来赞美孔子。这里既是用典，又是形象描写，即使不知其出处，也仍能欣赏其形象与诗情之美。而整个诗的结构采用抒情——描写——抒情的方式。开头提出“吾爱”之意，自然地过渡到描写，揭出“可爱”之处，最后归结到“敬爱”。依感情的自然流淌结撰成篇，所以像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表现出诗人率真自然的感情。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